在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反映在佛教领域，便是“佛教向何处去”。换句话说，如何振兴衰颓不堪的佛教，而使其在近代中国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发挥积极的作用？历史资料表明，杨文会居士致力于佛教振兴事业首先是从搜罗佛教典籍、刻经流通开始的。而他之所以从刻经入手，又是以认识晚清佛教的现状为先导的。晚清佛教有种种衰败的景象，但最突出的衰微征兆和标志，在杨文会看来，一是佛教大量经典的散佚流失，二是僧才的稀少奇缺，更遑论彼时佛教思想的停滞、研究的消沉和义理传承的中断。

佛教寺庙，现代图

故而，居士以尽力搜罗佛教典籍、刻印流通而利济众生为首务，让知识人士有佛典研习，从而创发新的思想作为佛教振兴的基础。“同治五年（1866），杨文会移居金陵，复与一批同道共同研习佛学，相互讨论，‘以为末法时代，全赖流通经典，利济众生’。于是发心刊印方册单行本《藏经》，手订章程，征集同志，得十余人分任劝募，创设金陵刻经处。与此相应，杨文会之友、江都郑学川因发愿刻经而出家，号‘刻经僧’，在扬州设立江北刻经处，与金陵刻经处分工合作，积极赞助杨文会刻经事业。”

藏经

杨文会发愿刊刻单行本藏经，在他手订的《大藏辑要》目录内，共包含二十一种，四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二十卷。据杨文会给南条文雄的信说，“弟募刻全部藏经之举，系与一僧名妙空者同发是愿，至今十有三年，已成二千余卷……预计刊完全藏之期，或在十年二十年，尚难悬定。盖中华官宪中，信崇佛教者甚鲜，既不能得官给巨款，只有集腋成裘之法，随募随刊。”从这封信中，杨文会流通佛书的苦心隐约可以窥见。虽然后来杨氏未能全部依计划如愿完成，但是其遗志由其弟子欧阳渐禀承而光大之，在入民国后佛学界更有一番辉煌的气象。

欧阳渐

杨文会的刻经事业对佛教复兴贡献巨大，也最为向来研治近代佛学者所看重、所称道，清末民初佛书的刊刻流通，杨氏作始之功，实在无人可与比拟。恕这里不一一列举其刻经事迹。值得一提的是，杨文会居士对刻经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热忱，令人追慕钦仰。他发心创办的金陵刻经处都是靠一些志同道合者募捐筹资而成，没有任何“官给巨款”。随着刻经事业的扩大，因刻经经费不充足，他毅然卖去从欧洲千辛万苦购回的各种科学仪器以充刻资。

​为了发展刻经事业，他在1897年将延龄巷私宅捐献给金陵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之所；并且为了防止后裔日后收回这一房舍，他又在1901年专门为儿孙立一“分家笔据”，其中注明：“金陵城中延龄巷屋宇一所，专作刻经处公业，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儿孙均不得认作己产。”值得注意的是，杨文会居士不仅仅是一个虔诚信仰的佛教徒，对佛教复兴事业不仅有热忱，而且他还是一个见过世面、有眼界、有抱负的知识人士，这决定了他和传统社会民间发心刻经以积功德、以求福报者多所不同。

佛学者现代图

​他搜罗佛典并非漫无目的，刻经流通也是有所选择。比如他热心搜求佛教散佚经典，特别注意那些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失传典籍。他先是国内寻访古刹，希冀发现古本秘籍，后赴英考察期间，幸遇日人南条文雄，特请其在海外广求中国失传的古本佛经，收集藏经之外的“古德逸书”。后来果然陆续由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佚失的隋唐古德注疏，如《中观疏》、《唯识述记》和《因明论疏》等，总数达三百余种，这对其后开近代佛学专门研治因明、唯识二学之风有重大影响。

中观疏

杨文会居士不唯于搜罗典籍有这种学术的倾向，其对刻经亦不同凡俗，有严格规定。早在刻经处创办之始，他就曾公议刻经条例，规定有三不刻，“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这诸多事迹一方面表现了居士对搜求佛典、刻印佛经事业之严肃认真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学人研治佛学奠定坚实基础，提供精良的材料准备。在现代佛学界，金陵刻经处的刻本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为人所共知，享有海内外声誉，不能不说是杨文会居士苦心经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