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追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50天。一代大家梁启超便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一书，该书叙述评价了李鸿章的风云一生，并率先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分析。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客观环境方面，难比伊藤。

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念下进行评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梁启超不愧学贯中西，识见犀利，千载而下，对李鸿章认识评判如此准确全面，恐怕也无出其右者。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显然要比李鸿章开阔新颖得多。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他学过汉语，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

1863年至1864年间，他曾留学英国。时日虽短，见识颇丰。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直至做了总理大臣，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

然而，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练淮军、兴北洋；制造兵器、倡设铁路……如果没有点儿洋务真功，能办出中国47个“第一”？如果仅仅从自身文化结构上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

追根溯源，李鸿章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如梁启超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尽管他接受了鸦片战争后“经世之学”的影响，但他对西学的了解，始终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器物”层面上。

他作为大清重臣，迫于满朝清流物议之压力，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一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