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小喵

“我见犹怜”仅仅是对美貌的怜爱之情吗？

被阐释的“我见犹怜”

——东晋南康公主故事与晋宋士人的女性观

文 / 王尔阳

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十一月十一（12月10日），35岁的东晋大将桓温，上任荆州刺史一年有馀，递上一封奏疏，便不等朝廷批复，即日点兵伐蜀，上演了一出说走就走的征伐。翌年（347）正月廿八（2月24日），在其朝野早已积怨甚多的成汉末代君主李势，四战四败，经历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战事之后，终于战败投降。南方遂归统一。李势和他的近亲被送往东晋都城建康，以晋“归义侯”的身份又活了十多年。桓温则收获了蜀中人心、朝中人望，以及其他战利品。《世说新语·贤媛》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着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

成书年代稍晚但也在刘宋时期的虞通之《妒记》，记载细节稍有不同。《世说新语·贤媛》所附刘孝标注引《妒记》：

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

这个故事版本，为初唐《艺文类聚》卷一八《人部·美妇人》所录。两相比照，宠妾的美色与辞情，乃能感动悍妻，以至妻妾遂可相得：因此虽然妻还是入《妒记》，但妾依然能够入《贤媛》。男主人桓温并未出场，其“艳福”却难免为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所羡。叙述者理直气壮站在男主人及其同类人物的观察视角，以男主人为中心，定义了两个女性的角色和关系：于是读者常常忘记，故事除了发生在一个将军的后院，实际也发生在两名公主之间。她们之间能相通的，不仅仅是共侍一夫，还有原生家庭背景以及对自我身份标识的认同。

李势是成汉的末主，成汉中宗昭文帝李寿之子。无论桓温妾李氏是他的女儿还是妹妹，当成汉未亡国时，在其境内，都应该具有公主的地位。她的封邑和名字，我们无从得知：作为一个历史不长的割据政权公主，这些细节，叙事者认为不重要。她被桓温纳为侧室之前，是否有过婚史，我们无从得知：每逢乱世，妇女总是很容易成为各种有力者的战利品，即便她从前有过良人或心仪对象，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也无关紧要，而后世的“破镜重圆”是因为罕见，才有传播的价值。总而言之，当成汉灭亡，她失掉了公主的头衔，也就自然而然失掉了自己的名字和从前的故事。流传在后世的故事里，她就是一个美丽的战利品，和那个灭亡了她父兄政权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这句话所含的情绪，来自曾为公主而非普通臣民的自我定位。将她作为一个亡国公主来解读这句话，能体会到的沉痛感，也远胜于将她视作一个得宠于男主人的普通弱女子。

显然，听闻她这样的话，桓温妻子受到那么大的精神冲击，也由此之故。

桓妻东晋南康长公主，名兴男，是晋明帝司马绍与皇后庾文君的长女，成帝和康帝的姐姐，约生于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她出生的前一年父母结婚。她出生的那年，她父亲的储位又开始有不稳传言，迫切需要一个皇孙来巩固地位。父母给她的名字留下了当时危机的印记。当她弟弟在次年出生，亲近她皇太子父亲的郭璞，立即以灾异为言，提议改元，同时昭显皇孙的重要意义，并争取到晋元帝的认可。然而流亡王朝的动荡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即便王敦在公元322年和324年两次起兵冲击都城的事件，未必令时年三五岁的南康公主受到非常直接的精神伤害，公元327年至329年的苏峻、祖约之乱，也足令年纪稍长些了的公主和成帝留下极深心理阴影，何况他们在这次变乱中，以他们极其不愿意接受的残酷方式失去了亲生母亲——《晋书·明穆庾皇后传》记载：“及苏峻作逆，京都倾覆，后见逼辱，遂以忧崩，时年三十二。”《晋书》所言“逼辱”约有四处，除此之外，如《怀帝纪》载，洛京倾覆之后，“（刘）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王弥传》：“曜、弥等遂陷宫城，至太极前殿，纵兵大掠。幽帝于端门，逼辱羊皇后……”《苟晞传》所引怀帝手诏：“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并见攻劫。广平、武安公主，先帝遗体，咸被逼辱。”皆是强暴之意。在冲入宫城的造反军人面前，身为临朝称制的皇太后，庾文君所遭遇的却是如破国亡家一般的惨痛经验，这甚至使她放弃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意志。而她的非正常死亡，必然在已经开始懂事的子女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

皇帝弟弟至少有大臣拱卫；南康公主和她其馀的弟妹，或许因为宫人掩护得当，也幸而无恙：然而母亲不在了。这次战乱代价巨大，有一部分他们舅父庾亮决策失误的原因。但舅父们更令人寒心的，则是战时毫无准备，“军未及阵，士众弃甲而走”，战后“亮携其三弟怿、条、翼南奔温峤”（《晋书·庾亮传》），“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晋书·蔡谟传》），却把年轻孀居的妹妹，留给了攻陷都城的敌军。南康公主自己习武，而且多年之后，一旦心生不悦，还能当即拉出几十名手持制式兵器的女保镖，可知其不安全感之深，也可折射童年创痛之巨。有着如此经历的女性，听到李氏类如“国破家亡，死了干净”的言语，一瞬间激起的共鸣，必定远超过叙事者给她们定义的“情敌”；激起共鸣的，也不仅仅是李氏的表达方式（她的辞情和姿貌），同样包括内容。——桓温也在苏峻之乱中失去了父亲。如果将来桓温败了呢？天下未定，如果晋朝忽然亡了呢？——“姑娘，我和你是一类人”。她的情绪，不仅仅是对李氏容色气质的怜惜，也是一种同病相怜。

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本条笺疏〔三〕：

敦煌本残类书第二种曰：“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女为妾，甚有宠，私置之后斋。公主初不知，既闻，领数十婢将棒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姿貌绝丽，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下地结发，敛手而言曰：‘国破家亡，父母屠□，偷存旦暮，无心以生。今日若能见杀，实惬本怀。’主乃掷刀杖，泣而前抱之曰：‘我见汝尚怜爱，心神凄怆，何况贼种老奴耶！’因厚礼相遇。”与此事同而加详。

这个版本的故事，更能看出：对李氏和南康公主两个女子的关系，中古存在另一种理解。它直指“家国”“父母”，指向公主这一社会角色。虽然李寿正常死亡，李势并未被杀，故事里李氏的台词留出了破绽，但讲这个故事的人已经注意到了两个女子身份标签的高度趋同。他们想讲的，是一个有关乱世女性，尤其是亡国公主的故事，并不仅仅是某个大将的一妻一妾。故事里的南康公主“掷刀”之利落，“泣而前抱”之动情，乃至“心神凄怆”的反应，“厚礼相遇”的照拂，都给读者相当深刻的印象。未满三十的少妇一连串动作，因此竟莫名带了几分侠气和俊爽。这一刻她或许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贼种老奴”这一比“老奴”语气更重的称谓，放在这样的语境里，对男性有力者劫掠妇女为战利品乃至性奴隶的行径，有意无意地隐隐透出相当严肃的批评：“强盗。”

正如我们所知的，这个版本的故事，并不如《世说新语》和《妒记》流行。或者说，六朝志人小说长期的流行过程中，这几个故事往往被看成一个整体，诠释方面则是“妒妇”被得宠的侧室逼退或感化的思路占据了主流，故事里的侧室形象被认为是一种“贤媛”典型。到了初唐类书《艺文类聚》，李氏连“贤妇人”也算不上，只能进入“美妇人”一目，南康公主则依然是“妒”。各种不同版本故事里，对李氏容貌风仪看似闲笔的涂抹勾勒，这时都有了回响。于是对故事的理解，终于演变成：作为战利品获得的得宠美人，可以通过自己内外兼修的美感动凶悍“善妒”的女主人，然后她们就可以一起安心服侍压根没出场的男主人了。

——这真是桓温们的理想。他们也希望她们真这么想。

不得不承认，汉唐之间的乱世里，李氏和庾文君遭遇的、南康公主心怀阴影的，其实是一种常态。后来的其他政权也是如此。北魏初期的宫廷里，十六国的亡国公主集中扎堆，并没有人真正关心过她们在想什么。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姬妾队伍里，北魏的流离王妃甚至前任皇后也集中扎堆，如果没搞出些什么特别出格或奇怪的事情，记载不过就是寥寥几句。后秦灭亡，被刘裕得到而又遣出的姚兴侄女，并不知道下落如何。刘宋少帝的皇后是东晋亡国公主，也没有人留意过她的感触。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李氏的祖父或父亲李寿，原为成汉公室，李骧之子，为夺取成汉领导权，起兵攻打成都，“乃誓文武，得数千人，袭成都，克之，纵兵虏掠，至乃奸略雄（成汉武帝李雄，李寿堂兄）女及李氏诸妇，多所残害，数日乃定”（《晋书·李寿载记》）。李势的来历则是“初，寿妻阎氏无子，骧杀李凤，为寿纳凤女，生势”。其执政后期“既骄吝，而性爱财色，常杀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国事”（《晋书·李势载记》）。南康公主的父亲司马绍，虽然没机会灭亡谁的政权，但在攻灭王敦叛乱之后，也劫夺了他的姬妾宋袆，乃至损伤身体，英年早逝，“宋祎是石崇妓绿珠弟子，有国色，善吹笛，后在晋明帝宫，帝疾患危笃，群臣进谏，请出宋祎”（《艺文类聚》卷四四《乐部四·笛》事引沈约《俗说》）。公主们所忧惧的，正是她们赖以保护自己的父兄和夫婿所不惮恣意而行的。女性的愿望和男性的欲望全然背道而驰。乱世的丛林法则笼盖之下，没有哪个真正理性的掠食者，敢于自信内眷将来绝不会成为他人的猎物。但他们仍旧乐此不疲。

对成为战利品的女性，男性有力者们上心的，往往是这样几点：一、战利品是否有让他们满意的收集价值；二、战利品能否安全带回家；三、万一他们自己的内眷成了战利品，会怎么表现。落实到李氏和南康公主不打不相识的初次见面，显然，李氏比南康公主的表现，更能满足他们的期待。所以《世说新语》和《妒记》两个版本，都将李氏选为正面主角，而以南康公主作为反面衬托。对第一点的关注，表现在他们对李氏来历的说明、对李氏姿貌容仪的多方赞美，第二点和第三点则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李氏“逼退”南康公主的塑造。吊诡之处在于这两部书都有刘宋皇族的背景。组织修撰《世说新语》的，是活跃于刘宋初期的临川王刘义庆。而《宋书·后妃传》记载：“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扮演父兄角色的男性有力者们，在此表现得一言难尽。

抢来的漂亮公主能说会道，能替男主人们制住家里的厉害公主——这是《世说新语》和《妒记》两版故事结构内在的共性。男主人被塑造为二者兼得的角色，而不是被两位同病相怜的女性共同批判认知的对象。流传中，这类理解逐渐占得绝对上风。而且，“漂亮”也压过了“能说会道”：李氏打动南康公主的话语，为了塑造南康公主的“妒”起见，成为一个可以被忽略掉的属性。以上种种，都是十分微妙的。讲故事的人多半是士人。讲故事的方式作为无意识史料，则真切折射出当时士人和权贵的女性观。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李氏的美貌和风度被塑造得过于抢眼，在更往后的时代里，“我见犹怜”本事里那些男性理想妻妾关系模型的影子也日趋淡化，终于成为一个不论男女皆可用于赞美特定人容貌气度的成语。如此虽非李氏与南康公主当初的“本怀”，却兼顾了后世女读者的心意，也算是沧桑轮转了。

文章作者

王尔阳

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8期 “随笔札记”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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