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会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始于早年读《大乘起信论》。他在书肆中偶得该书，不知不觉爱不释手，连读了五遍，窥得奥旨。从此之后，遍求佛经，凡有亲朋往他省者，必托觅经典；见到行脚僧，必详询其从何处来，有何寺庙刹杆，寺中有无经卷。在这之前，他曾阅《金刚经》茫然不契，经《大乘起信论》而悟入，此后又读《楞严经》，领悟渐深，遂决心研究佛法，“悉废其向所为学”，归心净土法门。同治四年（1865），杨文会初至南京，适太平天国战乱之后，江南佛教文物遭毁殆尽，到处搜索佛经不得。同治五年（1866），乃发心刻书册藏经，俾广流通。

金刚经

手草章程，得同志十余人分任劝募。杨文会擘画刻经之事，日则措理公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往往至漏尽就寝。及至同治十二年（1873），乃摒绝世事，家居读书，专究佛乘。光绪八年（1882），至苏州元墓山香雪海，觅得藏经版。光绪十二年（1886）出使英伦时结识日人南条文雄，因得南氏协助，遂从日本搜得我国隋唐古德逸书，多达300余种。光绪十九年（1893）末，因内弟苏少坡从扶桑回国，以前一直由苏少坡中转的从日本大规模传来经籍的任务基本完成。晚年杨文会对于佛法的志趣更大，致力于将佛法传播到西方各国，并擘画从振兴印度佛教入手。

元墓山现代图

光绪二十年（1894），先与英人李提摩太译《大乘起信论》。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与锡兰人（今斯里兰卡）摩诃波罗居士会晤于上海，相约复兴印度佛教，志甚恳切。为此，杨文会居士大力提倡僧学，培养专门弘法的人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将金陵刻经处迁入延龄巷新居。六月十四日，老母以九十八岁高龄生西后，他把三个儿子召到面前，对他们说：“我自二十八岁得闻佛法，已誓愿出家，而衰白在堂，鞠育之恩未报，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已经衰迈，不复能持出家律仪矣！汝等均已壮年，生齿日繁，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勿以世事累我也。”武延康在《杨仁山居士年谱初稿》中说：“金陵刻经处作为杨仁山居士一切佛教事业的基础，自从迁入新址后，刻经和讲学便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锡兰人现代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杨文会开始酝酿创办僧学堂。同年四月，他根据明末流传下来的《释教三字经》作成了《佛教初学课本》，并对其进行了详细注解。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与学佛同仁共议建立祇洹精舍。光绪三十四年（1908），祇洹精舍正式开学。九月，苏曼殊应邀前来，担任英文教师；至宁后，杨老居士将十多年前达摩波罗的两封来信请他翻成中文。十月，作《祇洹精舍开学记》，内中说：“建立祇洹精舍于大江之南建业城中，兴遗教也。”

苏曼殊作品

​祇洹精舍的开办，得到沈曾植、陈散原的支持和赞助，僧人月霞也为募资。谛闲任学监。学生有仁山、惠敏、智光、观同等缁素青年十数人，太虚则于1909年春入学祇洹精舍。杨老居士上学年讲了《起信论》，下学年开讲《楞严经》。惜乎以经费不足，祇洹精舍不到两年就停办了。复于宣统二年（1910）四月，在南洋劝业会开设佛经流通所；十月，创立佛学研究会等，开启居士群体研究佛学的新风。这些都是既在当时很新鲜又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佛教事业。宣统三年（辛亥，1911）八月十七日，即武昌起义前数日，杨文会安祥归逝，享年七十五。杨文会居士一生致力于振兴佛教，经其刻成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千余万张。其对中国近代佛教经典整理，贡献殊大。

楞严经

​杨文会居士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孜孜追求佛教在近代的振兴，细察其佛教振兴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以搜罗佛典、刻经流通为佛教振兴的首务和基础；第二，以兴办学堂、培养人才为佛教振兴之重点；第三，以研治佛学、弘扬佛法为佛教振兴之关键；第四，以加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为佛教振兴之援辅。这里必须指出，杨文会居士这些佛教振兴的理念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而是在其长期从事弘扬佛教事业的过程中，因应时代的变革，适应时代的潮流，逐渐积累心得和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晶。从中可以察知杨文会居士一生振兴佛教的宏伟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