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的生存智慧（二百零二）：作茧自缚的始作俑者。

在北洋历史上，袁世凯之后的衮衮诸公并非都是陈西滢老爷子笔下“时势造就的草包”，但是就像袁世凯一样，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白脸的冠名没人可以枉然撕下，然而提起袁世凯，也绝不应跟风开骂，作为清末民初三千年未有变局中的扛纛人，袁世凯绝非诸公口中从小坏到老，从头坏到脚。就像陈独秀所言：“我不敢自吹我是说老实话的，我只自誓言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说的话，也不愿意利用社会的弱点和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觉醒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界定一个历史上白脸人物的标准，应该关于是否出卖国之利益，是否阻碍时代进步，小节与大义之间的界限其实很明显。

其后，袁世凯确实是该骂，但不应该是戊戌变法中的告密者，考虑到袁世凯、梁启超以及康有为存世的记述，不应以任何一面之词定论，最多只能冠以“有罪推定”。而扑朔迷离的“刺宋案”，袁世凯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挡箭牌或者是替罪羊。对于生活腐化和家财万贯，袁世凯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传统的践行者，他和正妻于氏相敬如宾，定期前往福禄居探望，言语不多，多是略显客套的“太太，你好。”而于氏总是回以“大人，你好”，用饭后准时在七点拄着那根铜拐杖从居仁堂的二楼“咚、咚、咚”地缓步前往办公室办公，至于一个男人九个女人的故事，多是出现在娱乐至死的小道花边里，不怀好意却也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对于袁世凯家财万贯的骂名，也依然站不住脚。幕僚王锡彤在最后给了袁世凯一张清单，家产总计约两百万元，“袁公自担任大总统以来，家产未曾再曾一钱。”对于世传的千万家产，空穴来风也好，无中生有也罢，不若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对于一位登顶王朝的掌舵人来说，袁世凯经手的财富反而不如晚清权臣时期，那时袁总督可以说不爱财却开销很大，首次送给庆亲王奕劻的见面礼就是十万两白银，但是他骨子里似乎还是那个吃饭时习惯以袖拭嘴的乡人。

​最终，想说袁世凯真正成为一个反派人物背负骂名，是他在成为北洋掌舵人之后，因为坠入欲望的泥淖而阻碍了先进庙堂架构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他确实该骂的真正原因，也是真正应该被骂的一点。他用收买或者武力的方式，遏制了襁褓中的希望，将不同的声音扼杀，终至直接复辟帝制，大开历史的倒车，使近代转折求变之路崎岖艰难，阴谋者与伪君子大行其道，始作俑者，正是袁世凯自己，或者说很多人都是在模仿或者是“改良”着袁世凯的掌舵方式，终极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成为自己曾经反对的那种人，粉饰之后是往来只换衣冠的愧怍，而且大有理所应当之势，只因为曾经的土壤自袁世凯以后已经被驯化地更加滋润与温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