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的生存智慧(二百零二):作茧自缚的始作俑者。
在北洋历史上,袁世凯之后的衮衮诸公并非都是陈西滢老爷子笔下“时势造就的草包”,但是就像袁世凯一样,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白脸的冠名没人可以枉然撕下,然而提起袁世凯,也绝不应跟风开骂,作为清末民初三千年未有变局中的扛纛人,袁世凯绝非诸公口中从小坏到老,从头坏到脚。就像陈独秀所言:“我不敢自吹我是说老实话的,我只自誓言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说的话,也不愿意利用社会的弱点和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觉醒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界定一个历史上白脸人物的标准,应该关于是否出卖国之利益,是否阻碍时代进步,小节与大义之间的界限其实很明显。
其后,袁世凯确实是该骂,但不应该是戊戌变法中的告密者,考虑到袁世凯、梁启超以及康有为存世的记述,不应以任何一面之词定论,最多只能冠以“有罪推定”。而扑朔迷离的“刺宋案”,袁世凯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挡箭牌或者是替罪羊。对于生活腐化和家财万贯,袁世凯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传统的践行者,他和正妻于氏相敬如宾,定期前往福禄居探望,言语不多,多是略显客套的“太太,你好。”而于氏总是回以“大人,你好”,用饭后准时在七点拄着那根铜拐杖从居仁堂的二楼“咚、咚、咚”地缓步前往办公室办公,至于一个男人九个女人的故事,多是出现在娱乐至死的小道花边里,不怀好意却也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对于袁世凯家财万贯的骂名,也依然站不住脚。幕僚王锡彤在最后给了袁世凯一张清单,家产总计约两百万元,“袁公自担任大总统以来,家产未曾再曾一钱。”对于世传的千万家产,空穴来风也好,无中生有也罢,不若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对于一位登顶王朝的掌舵人来说,袁世凯经手的财富反而不如晚清权臣时期,那时袁总督可以说不爱财却开销很大,首次送给庆亲王奕劻的见面礼就是十万两白银,但是他骨子里似乎还是那个吃饭时习惯以袖拭嘴的乡人。
最终,想说袁世凯真正成为一个反派人物背负骂名,是他在成为北洋掌舵人之后,因为坠入欲望的泥淖而阻碍了先进庙堂架构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他确实该骂的真正原因,也是真正应该被骂的一点。他用收买或者武力的方式,遏制了襁褓中的希望,将不同的声音扼杀,终至直接复辟帝制,大开历史的倒车,使近代转折求变之路崎岖艰难,阴谋者与伪君子大行其道,始作俑者,正是袁世凯自己,或者说很多人都是在模仿或者是“改良”着袁世凯的掌舵方式,终极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成为自己曾经反对的那种人,粉饰之后是往来只换衣冠的愧怍,而且大有理所应当之势,只因为曾经的土壤自袁世凯以后已经被驯化地更加滋润与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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