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讲“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按此自视，不仅可憎，而且可怖，甚至于繁杂琐屑中生出许多荒凉感。多年前，买过许多册小开本的图书，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收纳携带，随处即读。

前几日，闲翻桌上的小开本《古文观止》，看到晃错的“论贵粟疏”一章，虽是已读过的旧文，竟然生出许多感慨。中华文明生发于农耕，历史上中国又是发生自然灾害非常严重的国家，国民对于土地、粮食的情感重视尤甚。管子讲“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虽承认“商”，却已将其排在最后。所以农耕中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这其实与“重本轻末”“重义轻利”一脉承续。“论贵粟疏”中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他同时对农耕者给予极大同情，这也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民本情怀“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在对农耕者之艰辛施以悲悯的同时，对“商”者之不劳逐利行为，晃错给予贬斥“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还乘着坚固的车（乘坚）、骑着壮实的马（策肥），穿着丝织的鞋（履丝），穿着绸缎衣服（曳缟）。如此的不公平，当然要“贵粟”“贱商”。

站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回看晁错的观点，当然会认为不够公允。前几年，吴晓波写过三本影响颇大的书籍，分别是《激荡30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全面梳理了上下两千年的中国商业历史，让人们从“帝王将相史”的缝隙间看到了中国历史的另一面。那么，晁错的观点就一无是处？当然不是，他最起码让我们看到了儒家士子始终如一对社会、做人之“本”的求索坚守。《论语》“学而”篇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大学》开篇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后又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数年指向“三农”，正是出于对中国现实不急不躁的冷静认识。呼唤工匠精神，倡导实体经济，同样是逐“本”之治国良策。

中华文化的“本”是什么？“中和位育”“仁义礼智信”、孝悌纲常等等，会有许多论断概念。孟子讲直塞天地的浩然正气，所以读孟子多了，就会想，或许我们忽略了中华文化的“刚勇”一面。比如《孟子》“离娄上”篇记述孟子与淳于髡（史记·滑稽列传对此人有记载）的一段对话，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你们儒者讲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礼制吗?这家伙充满挑衅的问话其实是先挖了个坑。孟子答“礼也。”淳于髡接着亮出了撒手锏“嫂溺，则援之以手乎？”你嫂子掉水里，你伸手救她吗?你若答伸手救，显然就违“礼”，中了这家伙的阴招。孟子的回答义薄云天，“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见生命遇到危难不救，那是豺狼禽兽，这就是儒家的“舍生取义”。孟子接着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不识“礼”重还是命重，那显然是腐儒、迂儒，无义之儒。

前段时间，闲看南宋笔记小说《容斋随笔》，看到其中讲“凡四李、杜云”，这是说历史上有四个“李杜”。可我却只知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李白、杜甫。于是，认真将该书中的这一章节读下去。书中讲，汉太尉李固、杜乔都是耿介守正之良臣，却被当时的外戚权臣梁冀所害。他们的老部下杨生上书天子，将二人的骸骨收敛，运回老家安葬。后梁冀被处死，权势传至宦官之手，白马县令李云上了一封没有封口的奏章，指出天子做事不妥当之处，小心眼儿的汉桓帝大怒，“逮云下北寺狱。”弘农官员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桓帝更加愤怒，将二人交至廷尉处理，二人屈死狱中。后继者灵帝再治结党之人，名士范滂被冤杀，临终时，深明大义、勇如烈士的范母对他说“汝今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范母说的李、杜，也是东汉两位忠勇威厉之臣——李膺、杜密。

有个成语叫“望门投止”，源于东汉名士张俭。当时张俭上书弹劾宦官侯览，被诬以结党诽谤罪，张俭开始逃亡。《后汉书》载“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张俭逃亡途中，无论敲开哪家门，大家都会被他的名声德行所感动，纷纷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容留他。晚清名士谭嗣同曾于狱中诵诗言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因担心正遭贬废的名臣李膺受张俭案牵连，同乡劝他尽早逃亡，李膺却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不苟且、不逃避的李膺自赴诏狱，被拷打致死，妻子孩子亦被流放边塞。侍御史蜀郡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学生，却被李膺同党搜捕名册中漏记，这本是件可以窃喜的事情，景毅却慨然叹道：我本来认为李膺贤能，才送儿子去拜他为师，怎么可以因为在名单上漏记了姓名，就苟且偷安呢？！于是自己上表免官回乡，“时人义之”。

后汉党锢之祸虽致清正蒙羞、奸邪滋长，但是如名臣陈蕃、数对“李杜”、名士张俭及重情无畏的杨生、深明大义的范滂之母等却共同绘就了彼时恪守节操之本，感天动地的急公好义画卷。这或许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血脉支撑。《后汉书》对此评价道“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左传》有言“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真国士，自当如斯。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提炼中华文化的特有“精神标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文 | 傅民 图 | 记者 祝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