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雄，1901年出生于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后来考进南洋医科大学，毕业后去日本见习，24岁时回国，1925年在上海参加了洪帮。他一直利用洪帮为地下党做事，新中国成立初却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

自开山堂自称堂主

1925年朱亚雄在上海参加了帮会“洪门五圣山”，后来又参加了上海洪帮主办的抗日团体“洪兴协会”，负责救护队，这时他由“洪门五圣山”山主尚松坡介绍认识了国民党军统少将东北保安司部督察处处长文强（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一段时间相处后，两人关系甚密，但文强始终未暴露自己是军统少将的身份。

1940年，文强赶到南京劝朱亚雄开山立堂，朱的很多朋友也全力支持。按洪帮规则，朱的资格还浅，不能够开山，但南京的帮会当时都因时局变迁而隐姓埋名，而且南京过去只有青帮无洪门，在朋友的帮助下朱亚雄决定成立洪门，取名为“大亚山正义堂”。第一次开香堂时约有10人参加，其中有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也有青帮人员，陈群的胞弟陈事也积极参加。

随着洪门逐渐被人们了解，一批政府高级官员也陆续加入，如伪立法委员张桐、伪卫生局局长徐锡良、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张今吾、伪警察局局长余觉曾，最后“大亚山正义堂”发展到有门徒千人。

打入国民党内部收集情报

朱亚雄当了南京洪帮帮主后，与汪伪政界官员、商界、报界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南京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1942年3月，八路军司令部情报处派共产党员徐楚光到南方沦陷区工作。徐楚光先到武汉找到地下党员金龙章，金的公开身份是民社党中央监察委员兼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金将徐介绍给朱亚雄相识，以朱的洪帮势力掩护其在南京做地下工作。

不久，徐楚光提议为打破日伪对南京进出人员和物资的严格控制，为掩护共产党员和运输物资，希望朱设法开辟一条到苏北解放区的交通线，并部署了具体工作步骤。朱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结识了敌伪华中铁道警务课课长——日本人木村。木村谈到铁道上经常发生盗窃事件，影响铁路正常运行。经过长时间磋商，木村同意由南京洪帮组织护路队，任务是保护货物，防止被盗，维护铁路交通安全。

1946年春，苏北解放区派人到南京找到朱亚雄，要他到解放区去。新四军政委谭震林专门驱车赶往淮阴接见朱亚雄，有人向谭震林介绍了朱亚雄是洪帮大亚山的有名人物时，谭震林连说好，好。朱亚雄还受到粟裕司令员的亲切接见和宴请。

不久，朱亚雄又受命打入国民党内部。经过关系，朱亚雄拿到了国民大会秘书的委任状。有一次，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一位国民党元老在会上发牢骚说，自己跟随过孙中山总理，现在有些人不重视我，搞小团体，我不干了！朱亚雄趁机与其套近乎，这位国民党元老一气之下将国民大会的内幕全部告诉了朱亚雄，朱亚雄立即将一些重要情况告诉地下党。

1946年自称洪门兄弟的罗冠群到南京找到朱亚雄，以威胁的口气要求朱交出共产党员张冰的下落，并指控朱与共产党来往密切，有投靠共产党的嫌疑。军统也确已跟踪多日。朱与罗冠群周旋，罗冠群拿不出证据又找到洪侠，最后以洪侠收受了朱亚雄的一副金手镯才算了事。

建国后被判6年徒刑

1949年南京解放初期，朱亚雄担任过中共领导的保卫工作，该保卫工作站设在南京邓府巷25号。1950年朱亚雄奉命调到上海，担任上海公安部门秘密保卫工作后调任上海闸北区防疫站主任。1951年6月12日南京掀起镇反高潮，恰巧朱亚雄来到南京接家属去上海，被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南京市军管会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送到建湖县服刑。

1975年因政府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释放而回到南京，1979年病故。1983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文件规定，客观地评价了朱亚雄的一生，认为朱1944年开始接受中共地下党指示，并于1946年到中共华北局联络部接受任务，做过益于人民的工作。正如原华中局联络部部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的证词所说，“朱亚雄是徐楚光领导下的人员，1946年前一直为我党工作，华中联络部连续收到过朱亚雄提供的情报材料。”因此，法院撤消了当时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给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