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恋爱闻名的“小二黑”，却是因“乱搞男女关系”而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造就的乡村爱情悲剧，最终却在作家笔下演变成一出喜剧。

意外身亡

1943年阴历三月十七日，天刚亮，山西左权县横岭村农民岳三喜就起床了。他打算赶牛去种谷子。走到离家不到20步的牛圈，发现圈棚横梁上吊着一个人，冰凉僵硬，翻过来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弟弟岳冬至！

岳冬至出生在冬至日，当年18岁，年初刚当选为民兵队长，中等个，相貌堂堂。认识他的村民都知道他生性活泼开朗，这样一个小伙子，怎么会突然在牛圈上吊“自杀”呢？

惊痛之余，人们很快反应过来：岳冬至虽然脖子上套着麻绳，但却跪在牛粪上，因为横梁离地不到五尺，还没有人高。既然腿都伸不直，那么上吊“自杀”显然是个假象。很可能岳冬至是被人杀死后吊在这里的。可是，到底是谁杀了他呢？

怀疑的目光，渐渐聚焦到了横岭村的干部身上。就在岳冬至死的前一天傍晚，他被叫到村公所“开会”，一夜未归。而第二天早上，人就死了。岳家的人立即将尸体抬到村长石献瑛家。可是，石献瑛否认与自己有关。为了查明真相，岳冬至的叔叔去找“官府”报案。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4个月后，中共冀豫晋省委员会和一二九师师部，进驻山西辽县河头村。到1939年底，辽县基层政权全部得到改造，握在共产党手里，辽县成为典型并受到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表彰。 1942年，为纪念在反日军围剿中牺牲的八路军将领左权，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接到报案，左权县公安局指派侦查员赵晋鏖带着法医赶到横岭村。检验尸体发现，岳冬至全身出现尸斑，头部无伤，两眼闭合，嘴唇微开，牙关紧咬，颈部索沟没有充血现象，其它部位未见异常。据此分析，排除了岳冬至上吊自杀的可能。

就在赵晋鏖思考岳冬至到底因何而死的时候，村长石献瑛托人说合，想私了此事——由村干部负责买棺木、衣服，并负担一切丧葬费用。

“私了可以，但得说清楚”。为了尽早破案，赵晋鏖假意应允。 50多年后，他在接受山西作家一丁访问时回忆，石献瑛当时是这样讲述岳冬至之死的：三月十六下午，因有敌情，上级通知村干部们去高峪开会，而岳冬至没去。“我们怀疑他乘我们不在时又去了智英贤家，所以在返村的路上，我们就商量要开岳冬至的会。原想斗争他一顿，捆他一绳就算了，可他在会上始终不承认，我们捆他时，他不让捆，就厮打起来。厮打中史虎山在他裤裆踢了两脚，大概踢到蛋上，他就躺下了。原以为他在装假，后来一试，他口中没气了，我们都害怕了。我才让他们把岳冬至的尸体吊到他家的牛圈里，说他是上吊死的。”

智英贤，横岭村妇女主任，时年18岁。在横岭村，模样俊俏的智英贤是众多男青年的追求对象，这其中就包括了岳冬至。即便是岳冬至追求智英贤，石献瑛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斗争”他，以至于将他打死呢？

争风吃醋？

一份当年山西左权县政府刑庭签发的刑事判决书还原了部分事实。这份判决书手写油印，末尾有县长、书记的姓名和印章，盖有左权县政府方形红印。

判决书显示，参与殴打岳冬至的共有四个人： 21岁的村长石献瑛，不满18岁的青年部长史虎山， 25岁的救联会主席石羊锁以及20岁的救联会副主席王天保。

大致过程也与石献瑛讲述相去不远：先是石献瑛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捆住岳冬至，送往村公所。岳被捆住后，躺在地下不动。“岳冬至不服从调动，岳冬至也不接受斗争”，于是，王天保拿起木杠殴打其脊背，史虎山又拿木杠殴打其脊背屁股等处。“史虎山不防一脚提到其肾囊上，因而致命。”

至于这些村干部为何要殴打岳冬至，判决书上写到，是因为青年部长史虎山，“与岳冬至争风嫖娼，怀恨在心”。判决书上所写的“争风嫖娼”，实际上就是岳冬至与史虎山两人同时喜欢上了智英贤。

经过审理，刑庭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史虎山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王天保殴伤岳冬至身体，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石献瑛、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殴打岳冬至，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岳冬至死后占用棺材洋一百六十元，葬埋时食用小米六十三斤，炒面四十五斤，由史虎山、王天保、石献瑛、石羊锁共同负担。

入狱后不久，日军进攻根据地，四人被转押到武乡县一座煤窑的矿井里。一年后，又因局势动荡，四人一并被释放。回家没几天，史虎山病故。 2005年，最后一位当事人石献瑛去世。

有妇之夫

尽管被法庭认定是一起因争风吃醋而引发的命案，并得到了轻判。但当事人却对这个结果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斗争”岳冬至并没有什么过错，而是维护革命队伍纯洁和乡村道德的正当举动。

有志撰写村史的横岭村农民曹文生，在石献瑛生前，曾经对他进行过访问。根据当事人和一些当事人后辈的说法，村干部“斗争”的理由是，岳冬至当时已经有了童养媳，而智英贤也定了娃娃亲，“有家的人，你们还混在一起，作风不好，斗！”所以，这个批斗会，是挟带私恨的公斗。

横岭村位于左权县东部，太行山中段西侧，往东几十里，就是河北省邢台和武安。薄地深山，封闭而贫穷。《左权县志》记载，当时的左权，和其他地方一样，买卖婚姻盛行，而且女人的婚价随年龄增长，儿子大了娶不起媳妇，女儿则提早出嫁或者当童养媳屡见不鲜。据英国人柯鲁克的调查，同在太行山脚下，离横岭村不远的武安县十里店村的穷人家，多借童养媳的方式娶妻。

尽管从法律上讲，这些行为都不被认可，但在偏远的乡村，“童养媳”和“娃娃亲”还是被当作一种社会现实而被广泛承认，并被纳入到乡村的道德系统当中。尤其是在国家行政力量控制薄弱的地方，这更是一种普遍现象。

大约在17岁的时候，岳冬至的父母也给他买了个不足12岁的童养媳。村里的一些老人早年曾提到，“不知道小媳妇的名字是啥，冬至叫她‘好黑的’”。也就是说，岳冬至对这个媳妇并不满意。按照地方习俗，不管岳冬至满意不满意，这是父母之命，再过几年，等小媳妇大一点，就该正式完婚。而智英贤更是年幼时，就被父亲以200块大洋的身价，许给祖籍河北武安县的一户人家，订了“娃娃亲”。那家男人大她30多岁，就等着完婚。

一个是“有妇之夫”，一个是“有夫之妇”，两个都被视为已经成家的人，还“鬼混”在一起，自然引发了不少非议和嫉恨。

严肃男女关系

1941年，也就是岳冬至和智英贤开始相恋的前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也在《关于我们的婚姻条例》一文中，将“严肃的男女关系”作为条例的基本精神。

于是，作为封闭的乡村中主张“婚姻自由”的青年骨干，岳冬至和智英贤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现实，一方面他们是主张推翻旧道德，建立新型婚姻的积极分子，一方面又是身背着“乱搞男女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恶名的“流氓”。

岳冬至和智英贤不得不将恋情从公开转至地下，他们频频暗中约会，试图躲过舆论的非议，但这样做的结果，则是给了其他身无瑕疵的积极青年们以更多的口实。

殴打岳冬至的石献瑛、王天保、史虎山等人也同样都是横岭村的青年骨干，其中村长石献瑛在16岁时，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而他同样也是村里“婚姻自由”和“正当风气”的双重维护者。在这样的逻辑下，未曾婚配，同样还是抗日骨干的史虎山，就明显比已经“结婚”的岳冬至，更加与智英贤般配。

1943年阴历三月十六日下午，岳冬至在出现敌情的状况下，没有去开会，反而“又去了智英贤家”，这让积极青年们更加不满，于是，岳冬至就被理所应当的捆绑到村公所，就这样，一个追求恋爱自由的“进步青年”，在那里因“乱搞男女关系”，在夜晚被踢死，“吊”在冰冷的牛圈里。

理想的差距

就在侦查员赵晋鏖赶到横岭村的同时，正在中共北方局党校（驻在左权县）调研的作家赵树理，也第一时间赶到，亲自听取审讯，并在村里住了20 多天。他以这个案子为基础，写出了《小二黑结婚》。

小说中“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即是岳冬至和智英贤。“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而‘小二黑’，说到他的漂亮，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而且在反扫荡时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他俩都属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好青年”。生动的人物形象，大部分符合原型，但结局却有所改动——“小二黑”没有死，而是最终冲破传统和家庭束缚，和“小芹”幸福的结合了。

一个月后，小说便脱稿，但因为涉及到“干部打死人”，会影响干群关系，出版时间一再拖延。赵树理于是将书稿给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妇委主任浦安修。浦安修又把书稿送给了彭德怀，彭德怀看完书稿，批示说“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于是，这部小说出现了转机。

当时，新华书店发行文艺书籍一般以2000册为限，而这本书首次就印了两万册，次年3月又加印了两万册。而小说出版一年之后，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要为广大工农服务的思想。赵树理读后，逢人就说：“毛主席批准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创作观点。我的路走对了。”

从1920年后期开始创作、但一直籍籍无名的赵树理，因《小二黑结婚》迎来了人生的拐点。

尽管“小二黑”闻名全国，但岳冬至很快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了。在横岭村，除了这两年一直想搞“文化旅游开发”的村干部们，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了。小他3岁的村民康金全虽然健在，嘴里也只能吐出几个字：“冬至？不赖。”

岳冬至死后，智英贤并没有得到村里人的同情，迫不得已跟“娃娃亲”丈夫完婚，其后远走东北，再无音讯。她用过的一个漂亮的红花漆木镜匣，至今被村里的邻居收藏，擦去灰尘，鲜亮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