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的五十余年间，正如五代之名所示，有过五回革命。此外，还有一个王朝内部发生过三次非正常的帝位继承，这个时代真是革命不断。换言之，天子地位极不稳定，原因是天子与军队的力量不均衡。五代的华北军队中，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军人很多，但和古代日耳曼人一样，他们也保留着浓厚的共和思想，认为君主不应代代继承，而是每次更换时进行推选。因此，与罗马王政末期的君主自日耳曼军队中推选一样，五代的军人皇帝亦多由军队内部的舆论动向决定。但从中国传统的立场而言，这是革命，也是篡夺。

太祖死后，天子之位远离太祖的子孙，落入其弟太宗之手，不难看出五代遗风犹存。从中国的传统来说，太宗即位绝非正当，他能顺利即位是因为军队并无异动，反而善意保护。但之后太宗传位给真宗，太宗对后继者的决定权获得了上下承认，完全是以中国传统的继承形式进行。这种形式一旦确定，之后北宋一百七十年、南宋一百五十年，总共三百二十年间，对于天子的继承形式就毫无疑问了。宋朝一度呈现出中国史上未见前例的高度安定的局面，这可视为天子独裁权确立的结果。

宋太宗

宋代政府的统治形态在太祖、太宗两代已定下基础，基本方针不外乎是分割统治。首先，迄今为止作为革命原动力的禁军之团结必须打破。因此，太祖将之分割为三个系统，设置三名最高指挥官，即都指挥使，其权限绝对平等，直属天子。而且这三名都指挥使只是单纯的部队长官，并不参与作战计划。相当于总参谋部的是枢密院，正职枢密使、副职枢密副使，大率由文官担任。甚至出征之际的总指挥官，也多从文官中临时选拔。平时禁军奉命驻守地方要塞，当时仍置于经略安抚使指挥下，而这也是文官。一言以蔽之，军人最高到部队长官即止，几乎不许再晋升，通常由文官在上面制约。如此一来，军人自然无法动念发起革命，但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导致士气消沉，出征时缺乏斗志。因此宋军每与外敌交战，多遭败北。

宋太祖

在行政方面，宋朝天子也实行分割统治。在地区划分上，全国分作二十余路，路以下设州，为地方政治的核心。其中特别重要的地方称作“府”，府的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州以下有县，相当于州的派出机构。宋代以后，中国的行政特色在于，所有的行政机关末端都有胥吏负责具体事务。胥吏的起源可溯至六朝时代，而确立其固定地位则可以说始于宋代。胥吏形式上受政府任命，实际则是寄生于官府的业务承包者，不拿政府俸禄，每次完成事务后从人民那里征收手续费。他们就像活打字机，并无裁决权。拥有裁决权的，是中央政府指派的文官，重要职位皆为科举出身的官僚所占据。

地方政治末端的县，有胥吏数百名，其上有以知县为首的数名文官。知县的主要工作是征收租税与裁决案件，但断案权限极受约束，最高量刑权只有杖一百而已，重要案件悉数送呈州级政府。州衙门亦有许多胥吏，其上有数名知州为首的文官。知州断案虽有死刑判决权，但实施还需通过路一级的提点刑狱呈报中央政府，经再审、三审，获准后方可执行。州级政府内还任命有相当于知州副官的通判，但并非知州下属，而与知州同样直属于天子。因此名义上知州虽是地方政府的长官，其实并无相应的实权。这与日本江户时代封建制之下，一百万石的大名都对领内人民拥有全部生杀予夺的权力相比，实在大有差别。宋代政治一如此处所示，是一种没有长官的政治。

日本江户时代

至于最大行政区划的路，连名义长官都没有了。掌管经济的转运使、掌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各按职务监督下属的州。掌管军事的经略安抚使，兼任路中最重要的州或府的知州或知府。这三者都不是路的最高长官，只是监督州的官员而已，称为监司。中央政府的最高机关为中书与枢密院，中书乃宰相之府，设同平章事与参知政事，一般皆为多名。国家最高政策的决定由天子主持，并召同平章事与参知政事集议。有时枢密使与枢密副使也会参加，在此情况下，最后决定仍由天子作出，不许其他任何人专断。因此虽是宰相府，却是没有长官的办公机构，对天下政治的重要事项予以决断，是天子一人的权力，亦是其责任。宋代的中央官职在第六代神宗时有大改革，虽然恢复了许多唐代官名，但办公处不设长官这一根本精神却无变化。

民间宰相府

总之，宋代的政治机构，建立在军人易革命、文官易渎职这一基本认识之上，重点是防止弊害。在此制度下，不论军人还是政治家，都无法指望创下超群的功绩。南宋朱子批评北宋政治，称其尽多议论而少实绩。然而，就允许言论自由这点而言，我们也应承认宋代社会的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