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曼去世以后，主要凭借个人能力和影响力而支撑起来的加洛林帝国也开始摇摇欲坠，并最终在公元888年左右土崩瓦解。在查理曼之后的法兰克诸位帝王中最具影响力的无疑要数洛泰尔的儿子路易二世。他在位的20多年间曾多次与南部入侵的阿拉伯人展开大规模的战争，然而，直到公元875年去世，他仍未完成法兰克人统一意大利的宏图大业，空留下一份遗憾在米兰的那座陵墓里与他做伴。

查理曼

自路易二世去世后，法兰克王国便进入了有历史记载的政权混乱时期，当地的达官贵人以及境外的王位觊觎者之间展开了毁灭性的内战，为争夺意大利的王位和随之而来的帝王称号。在这一动荡时期，有一条政治脉络倒是清晰可见，那就是旧的统治阶级残余势力要么支持法兰西，要么拥护日耳曼，而加洛林王朝后期的国王更是明确地站在了其中的一边。例如，斯波莱特公国的居伊（889—894）和名字颇为有趣的“秃头查理”是法兰西的支持者，弗留利的贝伦加尔（888—924）和名字同样有意思的“胖子查理”则站在了日耳曼的一边。

路易二世

这场血腥的政权斗争背后，是来自南部的阿拉伯人和北方的匈牙利人的外患危机，其长远影响是城堡的不断增多。这些城堡成了那些达官贵人们借以自保的屏障，而且这一自卫行为在后来也经统治者批准，特别是在贝伦加尔统治时期，更是签署了不少关于此类建筑的许可证。城堡的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地方权力的增长，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还会谈及。这一时期的诸多城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经公元906年的一份宪章批准在维罗纳市附近的诺加拉由奥德伯特执事建造的那座城堡。

在连续几任日耳曼君主，尤其是奥拓家族的三位国王奥托一世奥托二世和令人称奇的奥托三世以及亨利二世的统治下，意大利王国的统治秩序和中央权力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一定的恢复。他们通过公元955年的莱希费尔德战役解除了来自匈牙利人的威胁，成就了以教皇约翰十二世为首的罗马天主教的统治。约翰十二世在历史上绝对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其教皇职位乃是其父阿伯里克强加给他的。

奥托三世

关于教皇职位，有一点需要指出，到了这一时期，也仅仅是一个由罗马贵族把持的半世袭的官职而已，早已失去了原有的神圣色彩和宗教权威。以阿伯里克的母亲为例，她曾因为与罗马主教之间的桃色事件而臭名远扬。话又说回来，尽管有日耳曼人为意大利复兴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意大利王国仍不可扭转地走向了最终崩溃解体的边缘。地方反抗中央统治的斗争也日益激烈，以至于贝伦加尔及其继位者不得不一次次地诉诸武力解除危机。在贝伦加尔统治时期，作为中央权威重要标志的伯爵法庭，实际上已停止运作；到公元990年左右，王国则被迫放弃其税收权。公元1024年帕维亚人民火烧皇宫大厦事件更是使王国遭受到致命一击，它所有的权威、力量和存在的象征从此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帕维亚

最终瓦解其中央统治的是它根基的薄弱以及地方权力和自治权的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意大利新统治阶级的形成。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意大利因其地理或其他方面的特征，一直是各方力量的集中地。这些地方力量都有着独特的传统和禀性，所谓中央政权的概念只不过是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残余而已。更何况罗马时代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之所以较强，乃是因为那些地方统治者准备牺牲一定的地方利益以服从中央利益，履行对中央的义务，故一切行动皆能围绕中央政权展开；作为回报，罗马中央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也会不断地给予地方政权以恩惠和援助。

然而，如今这些实力雄厚的个人的一切行动和利益皆围绕其所在的地方政权展开，这些地方政权的力量如此强大，使中央政权已形同虚设，其统治力也因为各种因素的作用而逐渐消失殆尽。于是，中央从此便分权给地方，故从11世纪直到19世纪民族主义力量的增强和经济转型的出现，整个意大利的历史实际上成了一个个城邦、地方和区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