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拉姆斯（1833—1897）是德国19世纪后半叶最卓越的、古典乐派最后的一位作曲家。他继承了贝多芬交响乐的传统，汲取了深刻的人道主义和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着力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斗争生活，他的作品成为继贝多芬之后西欧交响音乐的杰出典范。

瓦格纳对德国的音乐界从来没有形成威胁，但在音乐领域之外，他毒化了这个国家的生活。他任意篡改古老的传说，他醉心于复仇、暴力，以及统治世界，他颂扬神经质，描写色情狂，一再呼吁生存，证实了这个民族的弱点。他精力充沛，足以扼杀整整一代的创造性的生活。直到1910年他的魔力消失之前，他的影响波及更低更广泛的阶层。瓦格纳的主题旋律产生听觉效果，瓦格纳的歌剧演出产生视觉效果。他们能通过音乐会、游行集会或朗诵，通过画报或用瓦格纳的名字，通过条顿复兴宗教，间接地听到瓦格纳的声音。当鲁登道夫将军创建新条顿异教时，可能他根本没有读过有关条顿族异教的原始材料，只是看过瓦格纳的歌剧《莱茵黄金》和《众神的黄昏》而已。

勃拉姆斯

另一方面，勃拉姆斯的创作时期和瓦格纳属于同一时期，他代表的是另一个新德国。他不是生于普鲁士，而是生于“汉萨同盟”的汉堡，他将贝多芬永远看做他的理想人物。虽然他和贝多芬一样，早在30岁时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始终孤寂地栖居在维也纳，但在他的音乐中仍然渗透着北方的传统。在他的和声中，波浪滔天，汹涌澎湃，那是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层层激浪。这位典型的德国作曲家启示人们，德国面向了大海。

勃拉姆斯是最后一位娴熟于各种形式纯音乐的作曲家。他一方面继承了贝多芬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舒曼的传统。他是最后一位保持着伟大风格的作曲家，他没有在和他同时代而且比他获得更大成就的瓦格纳面前衰落下去，而凯撒·弗兰克就是在这种威风面前屈服了。勃拉姆斯的特点是作为音乐史上一个次要人物，他更多的是实行者而不是开拓者。他在音乐上是一个终止符，而瓦格纳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

勃拉姆斯

在那些年代中，拜罗依特纯音乐，德国的传说和审美观，犹如在《众神的黄昏》巨大的薪木堆上，燃起熊熊的烈火和冉冉升起的刺激性的浓烟，此时有两位德国作曲家，分别在巴黎和维也纳点燃起两股轻盈透明的火焰。奥芬巴赫只能算作是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因为他生为犹太人，并在巴黎接受了大部分的教育。而约翰·施特劳斯，就出身而言，则比瓦格纳更纯为一个德国人，至于他的非婚生父亲一事至今仍未能澄清。

在当时如有人敢于预言，施特劳斯的轻歌剧日后会享有如此大的盛名，必然会遭到可悲而又自负的瓦格纳派的嘲笑。但是《蝙蝠曲》一剧对德国人性格的描绘，和《汤豪森》一剧竟如此相似，甚至在有一点上完全可以类比；听一下《汤豪森》第一幕狂饮闹宴的一段，再听一下《蝙蝠曲》第二幕饮酒作乐的一段，就可以发现，两段交响合唱表达了在同样梦境气氛下节日的色情情绪。只是维纳斯山上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和山林水仙要比维也纳舞会上的绅士和女士们，更能放肆地表达他们淫欲的冲动。而且主题始终是同一的，音乐舞蹈激起了情欲，一百对寻欢作乐的男女在自我陶醉之中。

约翰·施特劳斯

这两位作曲家采取的描写德国人吟咏爱情的合唱形式，对当时的全世界来说是非常新颖的。他们两人对歌剧影响直至今天，他们的华尔兹对舞会也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刺激着每一位观众，使他们心情亢奋。但是这种世俗的音乐对不同性格的德国人可能产生极其不同的效果。易于激动的北德人会为维纳斯山上的嘹亮歌声而兴奋不已，而从容不迫的南德人听了之后会更为温柔和善。日耳曼人想象中的爱情，或是像条顿人施暴于处女波侬希尔德，或是像维纳斯暖室中的行欢作乐。施特劳斯的爱情节奏轻松微妙，不同于瓦格纳的宣扬强有力的性欲。两人的传统均存在于德国，由于他们两人在同一时期兴起，并达到如此尽善尽美的程度，他们的音乐征服了整个世界，几乎在一个世纪内，没有一个人能凌驾于他们之上。

施特劳斯的父亲在维也纳沿着舒伯特的足迹前进，他的音乐风行全世界；而瓦格纳带来的却是危险。在这两个人中，一个人的音乐似乎是限于在社交场合中，通过他的音乐使世界了解德国，使每个人充满欢乐；而另一个人通过他的音乐，使德国又回到古代条顿族的野蛮状态。

约翰·施特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