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至嘉庆九年（1796年—1804年），川楚地区爆发力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是清朝统治时期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基本队伍是白莲教徒。当时白莲教在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等地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南山、巴山的“棚民”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互相援助，“穿衣吃饭，不分尔我”，形成了一股与清政权对抗的强大力量。因此，历史上称之为白莲教大起义。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在川楚一带活动的白莲教教首宋之清、齐林，被清廷查获。清廷发现白莲教拥有威胁封建政权的强大力量，下令严拿白莲教徒。地方官吏借机敲诈勒索“棚民”和农民，“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因此人民恨之入骨。1794年冬天，刘之协、王聪儿（齐林的妻子）、姚之富、刘起荣、张汉潮等白莲教主要领导人在襄阳开会，提出“官逼民反”的口号，决定分东、中、西三路，与于明年辰年辰月辰日（丙辰年三月初十日）同时起义，并派出传教师傅到各地去进行准备。

在湖北长乐、长阳、枝江、宜都传教的张正谟因另一头目黄庭柱被捕，便和聂杰人等于1796年正月十一日提前发动起义，占领灌湾垴，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各地纷纷响应，占据山寨，攻拔县城，惩办贪官，起义一时如火如荼。

同年三月，刘之协、王聪儿、姚之富、刘起荣、樊人杰、张汉潮等率领一万人在襄阳黄龙垱起义，进攻枣阳、樊城、襄阳等地，起义军人数很快发展到四五万人。四川、陕西两地白莲教组织也风起云涌，响应起义，起义烈火便在川、陕、楚三地熊熊燃烧起来。

清政府命湖广总督毕沅、西安将军恒瑞、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福宁等分别率军镇压起义军，并陆续调遣八旗兵和各省绿营兵参战，集中优势兵力向起义军扑来。在强大的清军面前，起义军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式。湖北起义军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李全率领下分三路经过河南、陕西向四川进军，他们行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数百人一伙，忽分忽合，忽南忽北，清兵对之无可奈何。当湖北起义军在四川东乡和四川起义军会合后，商定编制了青、黄、蓝、白等号，设置了掌柜、元帅、先锋、总兵、千总等职官，研究了作战方略。当清兵集中兵力前来围攻时，湖北起义军留下一部分配合四川起义军作战，主力由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率领东归湖北，在湖北西北部和陕南一带打击封建统治阶级。

嘉庆三年（1798年），明亮、德楞泰率清军主力和乡勇将襄阳黄号起义军包围，王聪儿、姚之富坠崖自杀；王三槐被清军诱骗处死；其他一些首领也先后牺牲。但是起义军仍坚持抗战，一个领导人牺牲，又涌现出一个领导人，此伏彼起，仍以“官逼民反”为号召，领导广大群众继续斗争。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处治了大学士和珅、达州知州戴如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等贪官污吏，将“官逼民反”的罪责归之于个别贪官，以息民愤，并且利用“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的宣传瓦解起义军，又采取了招抚流民、安置难民，并用“筑堡团守”的办法阻止起义军流动作战，整饬清军，撤换作战不力的大员，统一指挥等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不能立刻生效，但对起义军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由于起义军比较分散，缺乏统一的指挥，没有建立起一个与清朝对立的政权，也没有提出更高的革命目标，各自为战，结果先后被清军各个击破，到嘉庆九年（1804年），起义军公开的武装斗争基本结束。

这次农民战争长达九年之久，活动在五个省内（川、楚、豫、陕、甘），是鸦片战争前清朝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清王朝自此就一蹶不振了。

（文中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