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都是晚清同治时期的名臣。读了许多关于这三人的史料笔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曾国藩，人们喜欢称之为曾侯；对李鸿章，比较常用的称呼是李傅相，或者合肥相国；而对左宗棠，则大多称之为左公。

曾国藩的爵位为一等毅勇侯，门生以其爵位作为尊称；李鸿章身居文华殿大学士，且掌握北洋实权，官职相当于大清国的宰相，所以下属以其职位作为尊称。

而人们尊称左宗棠为左公，此公既非爵位上的公爵，也非官职上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公，而是对有德者或有功者的称呼，比曾国藩和李鸿章都要接地气。可见左宗棠在老百姓中的名望和知名度，是高于曾李的。

虽然也有人称呼曾李二人为曾公、李公，也有人称左宗棠为左文襄、左相国，但左公的使用频率才是最高的。

对大清国而言，这几个人都是投身于抵抗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挽救清廷于危亡之际的大功臣，为何在许多人心目中，左宗棠的声望要高于其他人呢？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太多次的外侮。被西方列强踩在头上作威作福，在中国人心中积聚了太多的怨气。

曾国藩和李鸿章虽然内战有功，但在外战方面，战绩却乏善可陈——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妥协态度，让清议大失所望，而李鸿章汲汲于筹办海军，花费大量经费，最终也是在甲午之战中一败涂地。

在晚清时期的所有对外作战中，惟有左宗棠率军入疆平叛，成功收回百万领土，才让中国人大大地出了一口被欺辱的恶气，也向那些得了“恐洋症”的官员们证明了洋人并非是不可战胜的。

左宗棠收复新疆，无论是对清朝还是后世而言，都是盖世的功勋。而若更加深入了解左宗棠当时出兵的背景，则更能体会到这项伟大功绩得来不易。

第一，新疆被阿古柏盘踞之时，朝中有海防和塞防之争。海防一派甚至建议，可以放弃边塞的土地，集中力量防守东面的海洋。最后是左宗棠力排众议，坚持要出兵新疆，收复失地。

第二，尽管朝廷同意了左宗棠的建议，但国库空虚，拿不出太多钱来。结果出征的军费，还是靠左宗棠自己想办法找人举债借回来的。

第三，左宗棠举兵出征时，已经是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军旅生涯艰苦，且边疆地理气候环境恶劣，许多人都怀疑左宗棠是否还能担任主帅之职。为了打消部下的疑虑，左宗棠命令带上一口棺材西征，表明不复新疆誓不还的决心。

可以说，如果当年没有左宗棠的积极争取和舍命作战，如今我国西部边陲的百万国土，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左宗棠立下如此大的功绩，朝廷自然应有所奖赏。在嘉道年间时，有伊犁将军长龄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获封一等威勇公的先例，左宗棠功绩尚在长龄之上，因此廷议奏请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建议也封左宗棠为一等公。

以左宗棠的功劳，这个公爵他自然是受之无愧的。然而由于太后的反对，最后左宗棠并没有封公，而是封了二等侯爵。

《庸庵笔记》记载：“皇太后谓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系曾国藩所荐，其所用得力之老湘营，亦系曾所遣，将领刘松山等又曾所举也，若左宗棠封公，则前赏曾国藩为太薄矣。乃议左以一等恪靖伯晋二等恪靖侯，所以不获一等者，稍逊于曾也。”

慈禧太后的理由，是左宗棠当年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立下平定太平天国的大功劳，也只封了一等侯爵，如果左宗棠封了公爵，显得对曾国藩不公平，所以只能让左宗棠屈就，受封二等侯爵了。

清廷对左宗棠作出这样的安排，乍看下似乎没有道理。然而在当时那个论资排辈的社会中，资历重于能力，左宗棠必须为此受些委屈，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