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是如何写出畅销书的?

本文摘选自王道還《科普的生路:美国社会学的诞生》。原文发表于Openbook阅读志。

19世纪下半叶,国际上最知名的英国学者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在中国,甲午战后,严复介绍西学的译作风行一时,其中《群学肄言》(1903)即译自斯宾塞原著The study of sociology(1873)。严复自述在1882年初读完这书,叹服不已。

The study of sociology是斯宾塞著作中第一本畅销书,但并不是他的第一本书。斯宾塞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学问全凭自学。他18岁离家工作,在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后来他到伦敦另起炉灶,尝试当个“文人”。不过,直到1948年,他才稳定下来:透过三叔,进入《经济学人》担任编辑。1853年初,三叔过世,遗嘱赠他500英镑。斯宾塞便辞职,打算以写作维生。

无奈他的写作生涯并不成功。1850年(三十而立),他自费出版《社会静力学》,印量750册;一开始有好评,销量尚可,但是10年都没卖完。1855年的第二本书《心理学原理》更惨,结果他精神崩溃,只好休养,坐吃山空。1857年初,斯宾塞恢复写稿赚钱,但是一天最多只有三小时能集中心力。此外,他受邀写的文章都需要时间思考与研究,不是信手拈来一挥而就的那种。因此他始终入不敷出。

尽管身处逆境,斯宾塞胸中却逐渐形成出一个庞大的论述计划,他叫做A system of philosophy——以演化为核心概念,涵盖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的巨作(后来改名Synthetic philosophy,严复译为“会通哲学”)。

1859-1860年,他草拟了计划书,找人推荐、以征求赞助人。赞助人得预付书款,让他专心写作。答应赞助的人超过440位,他们即使依约付费,扣除成本(印刷、装订、寄送)后,一年也只有120-130英镑可供他生活。那可不是教人羡慕的数字。

就在那个时候,斯宾塞遇到了贵人:尤曼斯(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 1821-1887),美国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科学解说者。尤曼斯在纽约州乡间出生、长大,受过起码的教育,从小喜爱阅读。他在青少年时期遇到一位好老师,不重记忆、重思路,文法教得特别好。

本来尤曼斯要上法学院,好将来当律师。可是他16岁那年眼睛发炎,缠绵10年以上。严重时,他无异瞎子,于是他被迫中断学业,到纽约市找医师治疗,同时以图书馆、书店里的书自学,然后以写作维生。1850年前后,尤曼斯完成了《图解化学》、《化学》,销路非常好。那本《化学》成为最受欢迎的教科书,后来尤曼斯重写过两次,到了1890年代,合计在美国售出15万本。

其后,尤曼斯开始了“科学传道人”的生涯:到各地演讲哲学与科学。他博闻强记,善于解说取譬,很受欢迎。据说许多人听过他演讲后,才兴起上大学的念头。

尤曼斯第一次读到斯宾塞的名字,是在1856年的一篇书评上,评的是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他向伦敦订购了一本,可是收到书后,发现内容艰深、难以卒读,就转给妹妹读。妹妹接受了斯宾塞在序文中对“外行”读者的建议,略过第一、二部,直接跳到第三、四部,居然读得津津有味。尤曼斯有样学样,读完全书,觉悟那是一套关于人脑(人心)的演化理论,便回头去找斯宾塞的第一本书来读。

尤曼斯掌握了斯宾塞的思路后,凡斯宾塞在英国期刊上发表的不署名文章,他都辨认得出来。他很快发现,斯宾塞正在发展一套以演化为核心的“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

1860年初,尤曼斯得知斯宾塞的写作计划,主动写信连络,一肩担起了为他在美国寻求赞助人的责任,而且成为他在美国的编辑与经纪人。斯宾塞的版税与尤曼斯一样:扣除必要开支后,10%。在当时这是很优厚的条件,因为国际版权公约尚未签订,外国作者不受本国版权法保障。两人的遇合,是出版史与学术史的传奇。

但是斯宾塞并没有因而“转运”。他的收入不稳定,因为许多赞助人并没有依约付费。尤曼斯是支持他写作最重要的力量。1872年10月,《心理学原理》拖稿,可是斯宾塞没有按计划接着写《社会学原理》,而是《社会学研究》(编按:即1903年严复所译的《群学肄言》)。这是尤曼斯的点子。

原来美国内战结束后,尤曼斯最重要的工作,除了自己的巡回讲学与写作,就是担任书商艾波顿(D. Appleton)的出版顾问,选择、推荐科学书。除达尔文、赫胥黎等“伦敦友人”的作品,还包括德国演化学者赫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等重要欧陆学者。尤曼斯仍不满足。他想推出一套通俗科学书,为受过教育的大众有系统地解说科学。他从自己的讲学经验觉悟到,市场上的科普往往是三流人物写的蹩脚货,不是太枯燥,就是太肤浅,或兼具,只因作者并不真懂。

何不找一批一流学者,解说先进的科学点子,以通俗的笔法写作,让读者只要有兴趣读,就能读懂、受益?大师知道关键在哪儿,取精用弘,懂得取舍,不会大而无当,篇幅就省了。不过,这点子说来容易,真要实现,得克服的困难并不少。例如第一流的学者通常很忙,因此诱因得强,让他们愿意尝试。这便是制作“国际科学丛书”的始意。

尤曼斯

1871年6月,尤曼斯怀着“国际科学丛书”的点子,横渡大西洋,在船上过了50岁生日,到伦敦寻求支持与协助。他建议斯宾塞为社会学写一本导论,收入“国际科学丛书”,为“社会学”的问世铺路。斯宾塞不愿横生枝节,尤曼斯使尽浑身解数劝说,他才答应。尤曼斯还建议将这本小书的各章先在英、美各找一份期刊同时分章连载:多赚稿费,又有宣传效果。

1872年,《社会学研究》第一章发表于《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4月1日那一期。事前斯宾塞告诉尤曼斯:大体而言,连载的各章彼此是独立的,而且不论形式与内容,都合大众口味(popular)。我发现我手上已经累积了大量例子,有趣又辛辣,我可以利用它们来写。

这是斯宾塞第一次那么在意“大众口味”。

总之,《社会学研究》在连载期间就非常成功。1873年2月8日,他写信给尤曼斯:我屈从你的压力,答应写《社会学研究》,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件幸运的事。《当代评论》上连载的各章,对我的书的销路有很大的刺激。奇怪的是,我的女性读者越来越多。

岂止女性读者。第二章发表后,达尔文读完立即写信向斯宾塞“致敬”。

美国方面,尤曼斯为了连载《社会学研究》,创办了《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那是美国第一份科普期刊,一开始每期128页,创刊号是1872年5月号,4月中上市,以《社会学研究》第一章为大轴。

《大众科学》一问世就非常成功:第一、第二号都印5,000本,因为受欢迎,再加印2,000,仍然很快就卖完;于是第三号(7月号)首印7,000。一年半之后,销路稳定在11,000份这个数字上。这对于推升斯宾塞的名气,当然有推波助澜之功。《社会学研究》成书后,在20年间印了11次,是斯宾塞作品中最畅销的一本,在“国际科学丛书”中销量进入前三名。

《社会学研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们不妨从受到这本小书影响的另一位美国人谈起:耶鲁大学教授桑姆纳(William G. Sumner, 1840-1910)。他是斯宾塞巨著的原始赞助人之一,可是他对全书的导论《第一原理》不感兴趣,觉得太抽象,或者说太空洞。但是他深受《社会学研究》鼓舞,以本书为教科书,开了一门课“社会学”,是为美国大学第一门名为“社会学”的课。

桑姆纳与一般阅读大众都是因《社会学研究》展现的“大众口味”而感动吗?

其实以科学教育的判准而言,科普是不可能的任务。系统性是科学最重要的特征,它决定了学生必须具备的背景知识;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任何人都难以登堂入室。各级学校的科学教育,都必须针对学生的背景知识做必要的简化,甚至因而产生歪曲。那些简化、歪曲,只能透过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逐一、逐批解除。不然,就可能跟着人一辈子,与由其他管道获得的常识互相为用,一齐影响我们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

我们的生活里,科学已渗透各个角落,不只科学产品,许多科学词汇、话语都成了文化隐喻。这一情势从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之后越来越显著,人因而对科技本身、对科技可能带来的未来越来越关心。科普的“大众口味”,指的是科技的愿景。

斯宾塞在达尔文出版《物种原始论》之后写作“会通哲学”,从星云假说谈起,可是重心在人的身、心、灵的演化。《物种原始论》中,达尔文并未讨论人的演化。1871年,达尔文出版《人类系谱》,强调的是人与其他动物的连续性。因此斯宾塞以演化论为基础的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正好能满足大众的心理、知识需求。他在写作上所做的努力——形式与内容上都合大众口味——并不是关键。

果真如此,科普就是研究者的正职,不能推诿给“外人”了——那才是科普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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