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是中国音乐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依照发展的时间顺序，基本可以分为秦、汉以前音乐、汉朝、唐时期音乐、宋、元时期音乐、明、清音乐、中国近代音乐和中国现代音乐等。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从古至近代的悠久岁月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优越的音乐文化。现在面对着这样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遗产，根据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社会调查资料，比较全面而概括地对中国音乐史加以论述，既说明了多年的研究心得，又介绍了不少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反映出中国音乐发展的来龙去脉。方古典音乐最早都是来自于为宗教仪式庆典而写的音乐。而今天要说的是中国古典音乐。

中国古典音乐有着千年的历史，从上古时期的记载就有很多的文献了。 但是中国古典音乐最发达的时代应属唐朝。 唐朝的古典音乐融入了很多的西域风情，比如现在大家熟知的二胡，三弦等乐器，其实都是那个时代从西域进入汉人的文化中的，而中国传统的音乐主要表现为笛，箫，古筝，古代鼓。 包括一些古典的舞蹈，都是因为有乐器的影响才出现的。 中国的音律其实在历史上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有些事实必须得说明，中国人在音乐受到了古代道教文化的影响。所以音乐上面更加追求的是一种意境，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以音律方面更主要的需要是修身养性。 所有在唐朝之前的音乐，多数为古筝，柳琴等弹奏乐器和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两千余年。据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

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是一种婉转而强硬的感觉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地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动荡时代，社会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各抒己见，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空前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而理性主义是这一时期总的倾向和总的思潮。

学术上的百家峰起，诸子争鸣，为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齐桓公时的相——管仲在其著作《管子·地员篇》中对乐律学提出了“三分损益”的理论，就是中国最早的律学理论。

《管子·地员篇》是一篇研究土壤学的论文。在这篇中，管仲提出了有关音律与农业生产等相关联的论点，并把音的高度和井的深度及植物生长这三者相联系。同时还把宫、商、角、徵、羽等由低到高的一系列音与家畜的鸣声相比拟。

《管子·地员篇》提出的“三分损益”的意思是把一个音律管分成三份，“损”是“减”(即从三份中减少一份)，而“益”则是“增”(即再加三分之一)，就是说以一根一定长度的发音管为准，把它减掉三分之一长，就形成了下一个律管，再把这个新律管加上其自身的三分之一长，便又产生出一个新的律管来。这样延续的一损一益，便产生出十二律。

记载中，管仲实际只相生出了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继管仲之后，《吕氏春秋》的“音律篇”在管仲五音的基础上又继续相生了11次，也就是相生到“清黄钟”，使十二律的相生得到完成。但当相生到第11次(即到十二律)后的“清黄钟”时，“清黄钟”不能回到原出发律上，使十二律不能周而复始，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此后的近二千年中，中国历代都有一批有识之士对这一律学问题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三分损益法”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当在不同时期进行介绍。

“三分损益法”每制出新的律管与原律管的音高都是上方五度，再下方四度，又上方五度，再下方四度……的关系，但需要再按音高次序调整排列，才能得出十二律，所以它又叫“五度相生律”，亦有称之为“五度相生法”。《管子·地圆篇》中的相生方法是先“益”后“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