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子嗣繁盛，有三十五个儿子，但到了晚年，皇帝身心已见老衰，产生了皇子与朝臣结党争势的弊害。康熙于六十九岁去世后，由四子雍正嗣位是幸福的。其时雍正四十五岁，有长居储位所得的经验，又有天性明察的资质，计划收紧康熙末年流于放纵的政治，肃清纲纪。雍正见明代以来内阁制度之不便，别设军机处为最高机关，取而代之。清初，内阁因天子及亲信为满人，故第一公用语为满语，与汉地相关的汉文文书亦必须逐一译作满语。事实上，清朝自顺治帝以后，至少天子皆善汉文，或是甚于汉人的文化人。

康熙

​因此，为了裁决而翻译汉文文书，实则全无必要，不过是为了保全征服者的体面。奉行合理主义的雍正帝则认为这是愚蠢的传统。趁西北与准噶尔部战争之际，他于宫中设军机处，任命数名军机大臣及其下的军机章京，皆满汉同数。前线来的文书，若为满文，则由满人章京处理，若为汉文，则由汉人章京应对。天子与大臣交谈，满文文书则用满语，汉文文书则用汉语，分别给予裁决。如此，一一翻译文书的手续与时间得以省掉，可以快速应对。军机处建立后，紧急重要的文书逐渐经由此处，内阁处理的尽是每月的会计报告等文件。

雍正

由此，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实权移到军机大臣之手。其下的军机章京，则选拔有能力的年轻政治家任之。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迅速写出文章，因为军机处例外地不置胥吏，章京还要承担胥吏的功能。胥吏之弊害，历代都有批评，但直到清朝，才终于在中枢机构创立这样的新式机关。不夸张地说，正因此，清朝的命脉才比其他王朝延续得更久。雍正帝的政治原则，是如王安石那样的合理主义。中国的官吏薪俸，向来被控制得极低，不足以生活，于是就在租税之外私自强征称作“火耗”的附加税，再自行平分。

王安石

雍正帝修改此法，设定限制，公开征收附加税，其中一部分用来给官僚加薪，称作“养廉银”。公文之外，雍正帝还与地方大员保持私人亲展信件的往来，命其将地方实情无所隐瞒地呈报。他经常亲自披览奏折至深夜，以朱笔作答，再返回朱笔谕旨。这种朱批谕旨文书最后还要交还天子处，据说在宫中大量积存，以至于堆满走廊。雍正这般精力充沛的勤勉之人，还是首度出现。即便在君主独裁的近世中国，这样典型的独裁君主也只此一位。可以说，清朝特有的中国统治体系是由雍正帝完成的。

奏折

汉人君主的特权中，包括建储权。而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的君主，应通过实力者的集会由选举产生，换言之，君主只限一代。在清朝，到太宗为止都不能预定后继者。到世祖时，渐渐成为汉式的天子，但即便如此，还是根据死后的遗诏指定康熙帝。完全成为汉式的天子，是到康熙帝时，他年轻时就册立嫡长子为皇太子。然而，趁皇太子不肖，志在看准太子前程的朝臣趋奉太子，拉帮结派，最终发展至意欲阴谋弑逆父皇。故而康熙帝废掉皇太子，一直搁置行使立太子的权利，到临终时才指定雍正帝继承。

蒙古人现代图

雍正帝因目睹此次失败，自己也不立太子，设计了所谓的秘密立储法。即将后嗣之名书于札，封入秘匣，藏入宫中正大光明匾后，若天子未指名即死，就用大臣集会开箱、遵遗旨立新天子的方法。然而实际上，雍正帝也是即位第十三年临终时才指定皇四子高宗，命大臣遵行（1735年）。高宗乾隆在位第六十年，立仁宗为皇太子，翌年正月禅位，为太上皇。表面上的理由，是不想打破祖父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的纪录，不过其实，应该是不喜欢遵从秘密立储这样没有颜面的办法，想堂堂正正行使汉式独裁君主的建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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