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历史很多是重复元朝，即元与清有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这一共同点。元代，西方的四汗国自不必说，中国本土亦有西亚移民，即色目人，他们传入了西方文化。尤其显著的是在天文历法领域，元朝用的郭守敬授时历为回回历，即根据伊斯兰历法而来。他所用的天文观测器械，其后经明清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天文台遗址。清代的文化不同于元代，受到欧洲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不是从清朝以后突然开始的，而是明代中后期就有的现象。

北京天文台遗址

特别是利玛窦于万历年间经广东到南京，与当时的政治家、文化人交游甚密，使其中有些人改信基督教，又向有些人传播西洋学术。其后，同是耶稣会的传教士相继而来，向中国介绍西洋文化的同时，也研究中国文化，将其成果汇报给欧洲。中国人首度获知地球的形状以及中国的位置，是从这时开始的。而日本亦通过中国，得知世界地图的正确样子。17世纪，在欧洲是文艺复兴大致收获成果的时代。传教士们将这些成熟的文化带到中国，正因其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实证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很大。中国以明清交替为转折，经学上唯心的阳明学衰落，实证的考据学兴起，我认为，该崭新学风就是受欧洲文化的刺激而产生的。

利玛窦

虽然当时欧洲文化的确优秀，但我认为，对其优势不宜过度评价。就结论而言，当时中国也好，欧洲也好，文化基础都在同样的文艺复兴阶段。只是中国很久以前就经历过文艺复兴，而与之后中国未展示出新发展的低迷相反，欧洲因为远远落后而发达起来，从西亚、中国汲取的必要要素，促进了文艺复兴文化的开花。创新的努力长久持续，形成了比任何地域都优秀的近世，这种新锐文化又反向传入中国。但因当时中国与欧洲的文化落差极小，必要的长处很快能够学习掌握。明王朝借西洋传教士之力创造了红衣大炮，兴起于满洲的清朝很快得到一门，得以在进攻明朝时使用。特别是在康熙时代，也凭此大炮之威力对抗强敌准噶尔部，于外蒙古沙漠中的遭遇战中大获全胜。

康熙影视剧照

康熙帝直面的其他强敌，还有侵略西伯利亚以东的彼得大帝率领的俄罗斯军队。俄罗斯军队出现在黑龙江上游，一面建设殖民地，一面南下，于是康熙派兵攻占了俄罗斯的前进基地雅克萨。虽也有俄罗斯军队距离本国遥远之因，但军事主导权总掌握在清朝一方。战争的结果，即所谓的《尼布楚条约》，以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流域几乎全被定为清朝领土（1689年）。比较当时中国与欧洲的两种文化，虽说欧洲文化有优点，但不能忘记中国文化也有出色之处。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前面虽已指出，自宋以来中国文化反复颇多，但这种反复中也有进步的性质。

彼得大帝

若以陶器为例，宋元的青瓷已达到相应的完熟之境，呈现出一种极致。不论从实用还是观赏而言，都到了难以超越的地步。而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的出现，又展现了一种极致。但并不能说所有方面都比前代青瓷更出色。到接近明末的万历年间，出现了红花瓷，也是一种极致。但同样，难说是可取代前代的进步。到清朝，完成了华丽的五彩瓷，当然也是一个极致，但也不是说全部用五彩就够了。陶器发展到如此多样，毕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而无论如何，历史这种东西，只有经过重复相似内容的漫长时间，才能够进步。先于青瓷有青花，先于红花瓷有五彩瓷，都是不可能的。从这点来看，历史的反复绝不能说是无用的。

红花瓷和青花瓷

相比之下，清朝时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极浅。正因为时间短，才出现了难以开发的部分，在进步内面隐蔽之处留有空白。从这样的角度来眺望古老文化的地域，那里有自己绝对难以企及的优点，由此心醉神往，也是极自然的。18世纪欧洲的“中国情趣”，就是从这样的必然性产生的。从这样的立场来看，以18世纪下半期为中心的乾隆时代，东西文化取得平衡，实可称罕见。乾隆帝命传教士在北京西郊的离宫圆明园内仿凡尔赛宫，开辟一隅，安装喷水设施；在欧洲，各国王侯于宫中设中国宫、日本馆，或以宫中一室为中国室，日常展示中国陶瓷藏品，向内外臣僚夸示财力之丰富与趣味之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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