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中国，走了一条高速猛进的弯道，同时也是遗失民族根性文化传统的路。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成就后，思考民族文化如何完成又一次伟大的“吸纳”、“和合”，迈入现代文明时以整体性考量，就会发现我们自己误读了数百年自己的文化：朱熹数百年前埋下“极端的文化之根”，经过长久的累积，在百年前的“五四”得以总的爆发。社会演进与进步未必意味着民族文化的进步与发展，百年前的极端遗韵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社会，民族根性文化一直处于被稀释和消解中。民族根性文化的整合与创新，依旧没有完成，只是我们已经走在了回归的路上。

同样，以整体性视野审视新中国60年的文学，凸显民族根性文化因子的作品依旧近乎于稀缺。如果说50后作家还能够诉诸民族根性文化因子于作品的话，那么从60后作家以后，民族文化精神因子就一直处于逐渐缺失中，直至80后、90后作家，甚至呈现缺位。

从新时期文学到当前，那些曾经牵动读者心魂的作品依然留在记忆中。而近年来即便是囊括了几乎国内所有大奖的作品，除了媒体的一片喧嚣，很快便成过眼云烟。2012年中国作家首度破冰，莫言获得文学诺奖，刺激了中国作家的盲动，于是共同铸造了2013年中国小说的“长篇年”。然而，最终迎来的却依旧是文学担当精神的坍塌。或许这个时代过于浮躁，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些具有经典气质的作品无疑都富含着民族根性文化的精神因子，故而才能长久地存活在读者的精神记忆中。

更多的人只看到了莫言的文学诺奖，却漠视莫言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精髓的汲取。他汲取了明清刺虐小说的精髓，犀利地批判着骤变中的中国社会，无疑是鲁迅批判性的接续，无疑是一个中国式变形的高手。遗憾的是，他不加克制的张力似乎大大消解了所谓极致的“美感”。因此他的作品进入中学教材，无疑是一种脑残的盲动。他以高端的“化、补”技术铸就了自己的文学王国，鲁迅亦然。他们的创作，力证了经典小说源于经典。莫言不必排在鲁迅前面，他依旧没触及民族文化的根性，神性，他只是触及了文化的卑陋性，只是高度关注了民族文化的逆动。他选择与时代气质的合拍，奉献了有些终极意味的“重口味”。化”得出来，“补”得进去，二者粘合得鬼斧神工，自然天成，莫言的成功依旧是民族整体思维的结晶。

近20年来，是中国作家向国外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学习对中国文学表达技法、文学面孔的多元化无疑是有益的。问题是这种学习也使得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一定程度上呈现“西化”趋势，已年轻作家尤为突出，他们的作品也因此失去了文学之大美，中国文学进一步走向了表达的狭隘。文学技法本质上是低于思维统御的，过于侧重于技法技术层面，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不足以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邯郸学步”，自己不重视不学习自己的文化，世界对中国文学评价不高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60后作家还能勉强勾勒中国社会的面孔的话，年轻的作家是无力表征中国社会的，他们是过于注重技术层面和经营智慧的，恰恰他们背离文学的本源初心。尽管他们产量颇丰，但依旧难以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子而呈现自身鲜活的生命力，似乎已经丧失了民族根性文化的大美。年轻一代的作家，与民族根性文化渐行渐远。

这里不得不说到已故作家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这部巨著所呈现的文学图景的宏阔，对民族历史文化整体性认知、反思的力度，贯穿数千年民族根系文化的气度，以及最终所凝结的民族精神的壮美，对于中国作家有着取之不竭的启示意义。这部作品以颠覆主流表达的姿态，最终完成了一种超主流表达，以贯穿数千年的全然人文主义者的承担精神，捍卫了民族根性文化的恒性价值，以“史鉴”意义照亮了我们民族今后进路，最终完成了对百年中国文化流变正动与逆动的完美归结。自从面世20余年来，《白鹿原》一直被误读，很可能还将误读下去。它之所以“洛阳纸贵”，不仅仅在于众多耳熟能详的，来自承载数千年文明的乡土大地的民族元素的熠熠生辉，更在于它解构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文化基因——道统与治统明确而精微的关系，一线贯通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而不仅仅限于半个世纪的历史。《白鹿原》的叙事是弹性的，总体倒叙中倒插叙事，乡土民生生态所蕴含的一脉传承的生命、生活观念，人文理想，共同铸就了作品向历史前后不断延伸的力度。作为民族史诗级别的经典，它的气局等同于司马迁的《史记》。《白鹿原》面对的不是某一具体之文化，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任何以任何一种具体文化论述这部巨著的观点，都不出陈忠实先生在这道原上所构筑的烈度批判范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依旧适合于对《白鹿原》民族美学意义的评判。

陈忠实先生不是文化大家，却有着超乎常人的艺术自觉与文学通感。他对脚下的这道原进行了深度沉潜，他的意识回到了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现场，他接触到承载着民族根性文化基因的志书（牛兆濂亲自编著的县志），他把对社会政治演进的审视推至“道”的高度。站在了与我们仁智的祖先审视宇宙同一高位上，站在历史、文化之外审视历史、文化，那么完成对社会演进的文化流变正动与逆动的归结，《白鹿原》所呈现出民族根性文化的大美，也就是偶然之必然了。他在不断“破袭”中，也不断累积着“确立”，同时对民族根性文化暴虐性掘根的极端给予响彻宇宙的天问式批判（“天作孽 犹可恕 人作孽 不可活”；“折腾到何时为止！”），并以反复烈度递增的“破袭”中最终构建了民族根性文化恒久价值。道统与治统生生剥离，无疑是全然人文主义者朱先生内心最大的痛。孔子向后看了300年，董仲舒为数千年文化根性奠基，朱先生向后看了数十年，今天终于迎来了百年流离失所的民族根性文化得以重现回归之希望。这种历史广度的大美，似乎与技法关联并不大，《白鹿原》充分呈现的是民族根性文化的精神实质，即它是一种完全溶解于乡土生命、生活原点的现实精神实体。读懂了《白鹿原》，便读懂了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白鹿原》年未能走出国门，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遗憾。

《白鹿原》的暗线由一只神奇的白鹿贯穿，将数千年的乡土生命、生活热望及所承受的精神重击与现代社会联结，以此意象的确定与多义性构筑了变之不变的精神动影，强化了小说的内在生息感。这种设置与开拓，依旧不出传统经典艺术范畴。毋宁说陈忠实先生的创作手记《寻找自己的句子》是在谈创作技法，毋宁说陈忠实先生只是找到了属于自己也是属于这道原的表达，不如说是他扼住了民族根性文化的命脉与神魂，用一道原撬起了数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国。阴与阳，正与反，善与恶，常与变，坚守与背叛，身处世外与热衷投机等等，以史鉴今，以史寓今，世间万象，一原揽尽，其文学之大，尽扫中国文坛，此文学之大美，华夏美学之雍容华贵。

相较之下，更多的更年轻的作家所谓“巨著”长篇，其分量何其之轻在于民族根性文化元素的的缺乏与缺位。须知，文化思想乃社会文明进步之终极动力或动力源泉，不了解我们民族的根性文化，没有对其有深入的认知，作品的精神气质及厚重便失去大半。人的本质性存在，就是所有精神意义存在的归结。

追寻西方所谓“先进文明”的脚步一百多年，现在似乎应该回头看看究竟属于自己的路在哪里？对我们民族的根性文化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在学习马尔克斯时，曾经的马尔克斯也在学习中国经典。莫言，毕飞宇等等，当下有成就的作家，无一不是精读、精通中国传统经典。也有一些年轻的作家，在创作突进中不放弃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试图，给予沉闷的中国文学一丝微澜。

“和合”原本华夏民族根性文化的本质精神和气度，只有守住根性，才有取尽天下为我所用的广博器宇。严格地说，传统和现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立的存在，现代只不过是传统基础上延伸和发展，两者是皮和毛的关系，二者相容便如同太极图般构成世界的和谐平衡，道在其中。为此，中国文学呼唤民族根性文化元素，亦是是中国式经典的理性转向。

回归民族根性文化，向我们脚下的大地沉潜，站在我们时代之外，在更长的时空中审视生活，构筑一个文学的大、美时代，也许并非臆想。（阿探）

阿探，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作品》特约评论家。作品见于《文艺报》《文学报》《名作欣赏》《文学自由谈》《大家》《长篇小说选刊》《啄木鸟》《橄榄绿》《延安文学》《延河》等报刊。曾获《小说选刊》2017年第二季写稿签活动铜奖；人民武警出版社《橄榄绿》2016年度、2017年度优秀作品奖；陕西文学研究所2016年度“优秀小说评论家”称号；《人民文学》2015上半年“近作短评”佳作奖等，目前任职西安某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