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傅申先生在他和中田勇次郎合编的《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迹》一书的序言中，回顾了西方收藏中国书法的简史，他指出：在西方，中国书法是最后被认识和收藏的一种艺术。欧洲和美国收藏家收藏中国文物和艺术品，首先是从器物，如陶瓷、青铜器等开始，以后才逐渐书展到绘画，收藏书法还要更晚。

傅申、中田勇次郎编《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

1982年

部分原因是语言上的障碍，但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虽然今天英语中“calligraphy”被译成“书法”，但这一“书法”在西方通常只被看成是一种技艺，从未像中国书法那样，被中国人认为是一种极为精致的艺术，享有很高的社会文化地位。不过，1971年在费城举办的一个重要的中国书法展览，标志着这一神秘的艺术在西方的地位发生变化。

1971年费城美术馆举办“中国书法展”

出版展览图录《中国书道》（曾佑和撰写）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将《中国书道》赠毛主席

当然，在1971 年以前，西方人并不是对中国书法全然不知。在西方每一个居住着有文化修养的中国人的社区里，都有可能找到书法家，只不过他们的艺术才能可能没有被西方邻居注意到罢了。但是，美国的公众总是会有一些机会接触到中国书法。早在1876年费城举办的世纪展上，中国展厅中就有书法作品。193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了Lucy Driscoll和Kenji Toda撰写的《中国书法》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国书法艺术。此后的一些中国艺术展览，如1961年在纽约举办的中国艺术珍品展，也包括了书法。

Lucy Driscoll、Kenji Toda撰《中国书法》

1935年

与此相似的是，1935年至1936年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上，专门有一个展厅用来展出书法。伦敦的艺术评论家们对中国书法既正面而又困惑的反应，促使蒋彝著书向西方公众介绍中国书法。他于1938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它的美学与技法》一书，至今还不断地重印并作为重要的著作引用。

蒋彝《中国书法：它的美学与技法》

1938年

此外，在那些曾到中国游历的西方人的记录中，有时也会提到书法。尽管如此，在1971年以前，美国公众对中国书法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而费城艺术博物馆能够在1971年成功地举办一个纯粹的书法艺术展有以下几个原因：一般民众对抽象艺术的接受与理解；一些西方画家的作品受到中国书法启迪；人数不多但努力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书法的收藏家和学者。

美国的中国书法收藏家

第一个把收藏重心放到中国书法上的美国人是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1913一1988)。顾洛阜曾说：“收藏是我生活的主题”。还在布朗大学作本科生时，顾洛阜就已有收藏的嗜好，当时他开始收藏和著名出版商William Morris相关的藏品。不久，他便沉溺于新的项目——东方艺术。他曾这样回忆：

我青年时代曾作广泛的旅游，其高峰是1937年的后几个月至1938年初所作的一次环球旅行。我于1938年4月在日本见到的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对我影响深远。以后，我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和知识又因读书和参观美国许多博物馆的远东部而进一步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开始的几年主要收藏17世纪和18世纪的瓷器。……1955年8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是我收藏生涯中的转折点：我购买了几件北宋山水画，不久收入了一些宋代书法。我相信，我先前接触到西方绘画的各种要素及其在艺术中的运用，帮助我欣赏中国书法无穷的精微之处。

收藏中国绘画和书法这一姐妹艺术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它们用的是同样的材料(墨、砚、纸或绢、毛笔)，它们同样完全依赖于独特的运笔。它们是这个世界最古老并仍在延续的中国文明的灵魂——因为它们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郭熙《树色平远图》

顾洛阜旧藏

顾洛阜的收藏增长很快，不久就包括了从9世纪到18世纪各种形式的书法。中国艺术对他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于他停止收藏其他的艺术品，并认为自己“正在建立一个在西方收藏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收藏”。1962年，顾洛阜收藏的中国书画在纽约市的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展出，那些作品以后也常在其他展览中展出。顾洛阜后将自己的书画收藏捐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的捐赠构成了该馆书法收藏的核心。

米芾《吴江舟中诗》（局部）

顾洛阜旧藏

另一个重要的美国中国书法收藏家是约翰·艾略特(1928-1997)。还在上高中的时候，艾略特就已经对中国艺术发生了兴趣。他描述自己最初接触中国艺术的经验说：我对中国艺术的最初接触是很奇特的。1944年(或45年)冬季号的《生活》杂志刊登了八整页的中国画，主要是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全都是彩色精印。画中简洁的构图和闲雅的意境令我惊讶和陶醉。画中的土地宏伟辽阔，人物并不是主角，他们在其中显得渺小。这些画页就贴在我的墙上，伴随着我的学习生活。

陆治《石湖图》，文徵明跋（局部）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艾略特和中国艺术这一“奇特”的初遇，引导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时，修了一学期George Rowey教授讲授的中国绘画史的课，他还成为一位喜欢向人介绍自己所藏中国艺术品的文物商Mathias Kormer的朋友。

在以后的数年中，艾略特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和事业上，他对中国艺术的爱好暂时处在了一个潜伏期。当1967年重新转向中国艺术时，他有了大手笔。由于记得书法在中国享有崇高的文化地位，艾略特向他的同学方闻征询这方面的意见。当时已在普林斯顿任教的方闻告诉他，在美国还只有顾洛阜一人收藏数量可观的中国书法。艾略特这样写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并请方闻帮我寻找一些杰作。他为了看看我到底有多大的决心，就把黄庭坚的《赠张大同卷》和鲜于枢的《御史箴》介绍给我。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开端。

艾略特抓住了美国政府放松对中国艺术品进口限制的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一个可以和顾洛阜媲美的中国书法收藏。他的藏品包括西方唯一的唐摹本王羲之《行穰帖》，黄庭坚的行书杰作《赠张大同卷》，米芾的《留简》、《岁丰》、《逃暑》三帖，赵孟頫的《妙严寺记》等中国书法史上的赫赫名迹。

米芾《岁丰帖》

米芾《逃暑帖》

像许多真正的鉴藏家一样，艾略特最为看重的并不是仅仅拥有珍贵的艺术品。他慷慨地向朋友、学者(特别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和公众提供研究和观赏他的收藏的机会，他本人也从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们的学术研究中得到“持久性的愉悦”。

当他的一些藏品在1971年费城书法展展出时，他夹杂在普通的观众中，感受良深。他说：“大多数美国人对书法毫无所知，但是和我一起观看展览的人们却聚精会神，求知精神十足。他们的评论虽不多但却热情——‘真美’，‘线条有力量感’。看到他们如此反应，我本人已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

虽然艾略特谦虚地声称自己从未深入地研究过书法，但他对书法还是有相当的理解：[书法家]用他们的手在一个长达三千年的传统的规范下创造出自己的诗篇。当凝视书法时，正如我观画时，我能感觉到一种当下的存在，一种从广阔而巨大的传统中生发出来的创造行动，一种对早已存在的古代艺术进行革新和建立个人风格的行动。

根据艾略特的遗嘱，他的收藏在他去世后捐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继绫供学术研究和公众欣赏。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另一个重要的中国书法收藏家是安思远(1929年生)。作为收藏家和文物商的安思远很早就开始了收藏生涯。他的志向本是到博物馆当研究馆员。他到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师从王方宇。作为学者和收藏家，王方宇和这位有共同兴趣的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人常一起到纽约的拍卖会上寻找机会。这段交往使安思远开始对中国书法产生兴趣。他说：我收藏19和20世纪书法的努力始于1949年。我的中文教授王方宇(后来成为我终生的朋友)回答了我所有关于书法的问题。没有他慷慨的帮助，我很可能还要摸索很多年才能对中国文化的这一部分有较深入的理解。

在耶鲁大学学习了两年之后，安思远意识到，博物馆职业并不适合他，他离开耶鲁大学，开始了文物商和收藏家的生涯。

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安思远建立了一个重要的19世纪、20世纪的书法收藏。当他开始收藏这一时期的书法时，它在西方还是一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因为大多数收藏家的兴趣主要在更早的年代。1982年，安思远在纽约主持了中国政府举办的晚期中国绘画的拍卖，这给了他一个大量收藏这一时期作品的机会。安思远又一次绝佳的购藏机会来自中国政府决定维修琉璃厂时。当时，安思远对晚期中国书法的兴趣已在圈内闻名，所以中国政府请他出资修建一些琉璃厂重要的画廊时，他得到的回报是数量可观的19世纪、20世纪的书法。

除了收藏中国近现代书法外，安思远也收藏更早的书法，包括许多重要的书法拓本。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卷宋拓《淳化阁帖》，数年前，它们由上海博物馆购藏。

宋本《淳化阁帖》局部

安思远曾经多次向博物馆(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赠艺术品，1997年和1998年，他向佛利尔美术馆捐赠了中国近现代书法二百六十件。

安思远的老师和朋友王方宇(1913-1997)是重要的收藏家和知名学者。1936年，王方宇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1944年负笈美国，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45年至1965年，他在耶鲁大学任教，1965年至1978年，他在西东大学东亚系任教并任系主任。他不但在美国的汉语教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是国际公认的研究八大山人(1626-1705)的权威。

八大山人《群雁图》

王方宇旧藏

八大山人是明朝旧王孙，明朝覆灭后，一度遁人山中剃度为僧，即使是和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身世也知之甚少。八大山人的生平和艺术深深地吸引了王方宇，他在张大千的帮助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八大山人书画私人收藏。通过研究八大山人早期作品的题跋和印章，王方字在研究八大山人的身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方宇去世后，他的后人将他收藏的八大山人绘画精品和八大山人书法捐赠佛利尔美术馆。

在老一辈的美籍华人中，不少人有家传的艺术品收藏，其中以晚清名宦翁同龢的五世孙翁万戈的收藏最为著名。翁万戈自幼在家塾接受传统教育，十三岁后上中学接受新式教育。30年代考人上海交通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完成学业，赴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工程学，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40年代初，翁万戈转向电影制作——一种能把他的艺术爱好和工程训练结合的艺术形式。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制作了许多向西方民众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影片。除此之外，作为艺术史学者，他还用中文和英文写过许多关于中国艺术的著作。

翁万戈曾开玩笑地说：“尽管人们称我为收藏家，但我只藏不收。”这是因为翁氏家藏书画绝大部分来自翁同龢的旧藏。金石碑刻拓本和明清名家书法(包括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八大山人等的精品)构成翁氏书法收藏的主体，最早也最著名的墨迹则是唐人写《灵飞经》四十三行本。这一精美的唐开元年间(713-741)的道教写经在明末被发现后，很快就得到了书法家的激赏，董其昌给这一无名氏的写经作品套上了唐代大书家钟绍京的名头。《灵飞经》的刻帖不久也问世，辗转翻刻，对后世的小楷影响很大。因此《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本对研究唐代写经书法和明清的刻帖都极有价值。这一写经现由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唐人写《灵飞经》

翁万戈旧藏

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书法

1962年，在纽约市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举办的顾洛阜收藏中国书画展，是美国公众对中国书法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正如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在一篇为一般公众写的文章中，试图引导大众如何欣常一种建筑在他们完全陌生的文字书写之上的艺术：尽管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中国鉴赏家那样的判断力和他们所熟悉的丰富文化寓意，书法并非深不可测。一个字或一组字中表现的对称或不对称的平衡感，流动、跌宕、庄重、雅致，以及对个性强烈的追求，这些都是20世纪中期的人们比上一代人更为欣赏的艺术特质。

虽说席克曼向人们暗示，书法可以作为一种抽象艺术来欣赏，人们也仰慕它，但它对美国人来说依然十分费解。艺术史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在讨论了同一展览的绘画作品后这样写道：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对书法具有鉴赏能力，我们只是从门外来仰慕它。所以，如果我们知趣的话，就不会去区别它们的优劣以及对真伪做出肯定的判断。最近台北故宫来美举办的中国艺术珍品展，向公众介绍了一些第一流的中国书法杰作。这将是我们第二次有机会去理解这一艰深的艺术，并再次思考书画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关联。

1971年秋，费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西方第一个重要的、纯粹的中国书法展。在费城展出后，这一展览又分别在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巡回展出。这一展览最初由费城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部主任琼·李(Jean Gordon Lee)提出构想，并得到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席克曼的帮助。曾佑和负责挑选展品并撰写展览图录。

1971年费城美术馆举办“中国书法展”

出版图录《中国书道》

曾佑和

曾佑和(曾幼荷，Tseng Yu-ho Ecke)1925年生于北京，十二岁时开始学习中国艺术，早慧的她十七岁时就从辅仁大学获得艺术学位。1946年时，她已在国际艺术圈中得到关注。她在1949年和德国鉴赏家Gustav Ecke结婚后，移居夏威夷。在那里，她的丈夫出任夏威夷艺术博物馆中国部主任，她继续作画并教授中国艺术史。

虽说曾佑和撰写的图录是费城中国书法展成功的一个原因，约翰·坎纳迪在为纽约巡回展写的评论中，称其为“对书法一个经典性的阐述”，但评论家们似乎依然对中国书法感到相当困惑。约翰·坎纳迪在他的评论中坦言：“对那些大众来说，这一展览是最为深奥难懂的。”而一个重要的艺术杂志发表的关于费城展的评论，看起来就像一则普通的报道，其中唯一具有评论性的观点也只是从蒋彝三十年前撰写的《中国书法》中援引来的。这和这一杂志同期刊登的其他文章的深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在此后的几年中，艺术界对书法有了新的认识。正如韩文彬(RobertHarrist,Jr.)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史学界，形式主义的方法占居统治地位，这一方法“很适合于分析中国书法变化无穷的点画结构”。与此同时，美国公众也越来越习惯抽象绘画中的笔墨。正如顾洛阜曾经说过的那样：“年轻人通常欣赏中国书法胜于绘画，因为他们伴随着抽象艺术一起长大。他们对这种艺术司空见惯，并能够追随其中的节奏和韵律。”

1974年，“文徵明的友人”展览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画廊举行，其中包括一些书法作品，大部分是顾洛阜的收藏。在一篇关于这个展览的评论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三年前的评论中那种探试性的语言：一般说来，文徵明的行书点画清晰流转，既不瘦劲严整，也不沉重，点画总是在饱满与柔性弹力之间达到美妙的结合，运笔流畅、平和、优雅，绝无急促和杂乱之感。

1977年，当时在耶鲁大学艺术史系任教的傅申策划了“海外书迹研究”展。这一展览将重点放在法书的复本和伪迹的研究上，因此比起1971年的费城展更有学术性，它的展览图录至今仍然是西方学者和收藏家的重要参考书。展览期间，还举办了第一个中国书法国际研讨会，使书法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傅申《海外书迹研究》

1999年3月，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并出版了方闻和韩文彬等撰写的四百五十页的展览图录。展览后又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巡回展出。2000年，佛利尔美术馆展出了安思远捐赠给该馆的中国书法，重点是晚清碑学书风的作品，并出版了张子宁等撰写的图录。

方闻、韩文彬

《艾略特藏中国书法研究》

1995年，路思客(H.Christopher Luce)以美国公众更能接受的方式策划了一个中国书法的展览。目前担任路思基金会主任的路思客本人就是一位书法收藏家。他197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此后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汉语，并多次到中国旅行，实地考察中国文化。他1978年开始收藏中国和日本艺术。他的藏品中有元代书法，但更多的是明清书法，其中有文徵明、唐寅、王问、周天球、董其昌、王铎、傅山等的作品。

路思客1995年策划的展览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画廊展出，展品全部是他本人的收藏。从展览的标题“中国书法中的抽象与表现”不难看出，路思客十分注意如何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书法。由于绝大多数的西方观众不懂中文，路思客觉得自己有责任用西方观众熟悉的语汇来描述中国书法，帮助他们理解这一特殊的艺术。

为了做到这点，路思客从展品中选了一些字并放大，用西方观众熟悉的一些美学概念来解说。这些概念包括：“几何构成”、“不均衡性”、“表现”、“流动”、“速度”、“精致”、“对比”、“抽象”、“雄伟”、“韵律与即兴”等。这一展览在华美协进社展出后，又到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大学艺术博物馆、加州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艺术博物馆巡回展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96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的“中华瑰宝：台北故官藏艺术珍品展”，展品多为清官旧藏精品，所展书法虽然数量有限，但不乏赫赫名迹，如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叙帖》、苏轼《寒食帖》、米芾《蜀素帖》等。在纽约展出后，“中华瑰宝”展又到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展出。展出期间，还出版了方闻、屈志仁等撰写的大型研究图录。

怀素《自叙帖》局部

苏轼《寒食帖》

米芾《蜀素帖》（局部）

学术研究和博物馆收藏

对中国书法日益增长的兴趣，离不开学者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的努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大学完成的关于的中国书法的博士论文有十余篇。90年代后期以来，有三本研究中国书法的专著出版。它们是石慢(Peter Sturman)的《米芾：北宋书法的风格与艺术》(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Amy McNair的《心正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此外，一些展览的研究图录也包含了研究书法的内容，如何惠鉴和Judith G.Smith合编的《董其昌的世纪》。

白谦慎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三联书店2015年

下列美国博物馆藏有数量可观的中国古代书法，它们是佛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在推进美国的中国书法收藏与研究中，方闻教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本人不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还长期兼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普林斯顿大学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他退休都一直是西方研究中国书法的中心。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在方闻的老师George Rowley教授(1992-1962)时就已经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Rowley教授从1925年至1962年执教普林斯顿大学，并对方闻和艾略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7年，在他的努力下，普林斯顿大学校友Dubois S.Morris捐赠母校博物馆一批中国古代绘画。

方闻于195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艺术史专业)，1958年在同一所大学获博士学位。1962年开始执教普林斯顿大学直至退休。少年时，方闻曾在上海从晚清名书家李瑞清的侄子李健学书，所以，他对书法一直很有兴趣。方闻和许多收藏家关系密切，特别是他的同学艾略特。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收藏的增长，和艾略特的慷慨支持有直接关系，而收藏也直接地为艺术史教学服务，使收藏家和艺术史学者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由于艾略特的书法收藏长期寄存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不但培养了西方最多的研究中国书法的博士，也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学者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书法。

坐落在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由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捐赠。除了近东和远东艺术外，佛利尔的捐赠还包括一些美国艺术品，以及购买艺术品和研究亚洲艺术的基金。该馆于1923年开放。1987年，赛克乐美术馆落成开放，该馆藏有赛克乐(Dr.Arthur M.Sackler,1913-1987)捐赠的一千余件亚洲艺术品。赛克乐在从事医学事业的同时，研究艺术史，并一直重视发挥个人藏品的学术功能。他曾这样说：对我来说，收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重构古代文明和不同的文化，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学术研究才能达到。在收藏中，也正如在科学中那样，当收集了足够的材料后，我们就有了条件去尝试展现并真实地重构过去。在全方位地重构历史的过程中，保存研究资料和艺术杰作必不可少。

赛克乐还提议举办中国书法比赛，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学习书法。但这一计划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实现。自1990年以来，赛克乐基金会在中国大陆赞助了数次“赛克乐杯”书法大赛，这也可被视为这位热爱中国艺术的美国人士对中国书法的贡献。

赛克乐

(Dr.Arthur M.Sackler)

佛利尔美术馆和赛克乐美术馆享用同一套工作班子，目前这两个美术馆构成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1979年傅申出任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资深馆员，开始系统地收藏中国书法。傅申本人也是书法家，早年在台湾师从张隆延、王壮为诸先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傅申返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后，张子宁出任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馆员，并继续扩大书法的收藏。在他的努力下，不但王方宇旧藏的八大山人书法入藏佛利尔美术馆，安思远也捐赠了许多18世纪至20世纪中国书法。

当191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远东艺术部(亦即今天的亚洲艺术部)时，该馆只有原先留下的一些亚洲艺术品。直至1970年，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的Douglass Dillon决定有计划地发展该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后，该馆才开始全面地收藏亚洲艺术。由于有顾洛阜的书法收藏作为基础，大都会博物馆目前藏有很精彩的8世纪到18世纪的中国书法，包括前面提到的翁万戈捐赠的《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本。

方闻与狄龙（Douglass Dillon）

上述大型展览和著名收藏固然重要，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公众接受中国书法的程度。我们还应关注那些包括了书法的综合性中国艺术展和数量正在不断增加的小型中国书法展。在美国还有一些介绍中国书法的英文网站，专门为英语读者服务。如果说，那些主要的学者和重要的收藏向人们展现的是海洋中的巨浪的话，那么，恰恰是那些不那么起眼的微波，告诉我们中国书法的潮汐在美国到底涨了多高。

备注

1、原文发表在《白谦慎书法论文选》，2010年

2、 图片与说明为编者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