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政一战杀敌两将，威名播于两国，两国对这件事也引发不一样的看法。西魏宇文泰第一时间看到了危险。前年王思政入河南时所作的承诺，水攻60天为期。此时已是大统十五年（东魏武定七年，549年）五月，长社城被水淹已1个多月，再任由东魏这么攻下去恐怕不是办法，必须尽快救援。然而颍川孤悬境外，东魏10万大军驻于州城附近，派兵援之少则不能取胜，多则又恐重蹈当年邙山大战的惨剧。

其时西魏征发关陇豪右从军不过数年，府兵建制也尚未完善，李弼、独孤信刚刚晋升为柱国大将军。赵贵、李虎、侯莫陈崇、于谨等人具体晋升时间不详，不知是否在五月前。总的来说，西魏的军力明显没有恢复邙山之战前的状态，与东魏军对比，尚有很大差距，派重兵东入河南，可以说危险系数很高。即使如此，为尽量保住王思政拓地的成果，宇文泰仍命赵贵、怡峰两将率兵至穰城，为最大限度发挥援兵的作用，赵贵受命节度东南荆、广、洛、豫等州部队，统一各军的指挥权。

长社城之战

东魏高澄第一时间看到了困难。侯景平后，东魏才真正开始权力交接。在长社城攻围战期间，高澄于四月接受东魏皇帝的册封，改渤海王为齐王，并任职为相国。他对颍川的战事关注度似乎并不甚高，对王思政守军已濒临极限的情况不太了解，或许是慕容绍宗和刘丰阵亡的消息把他给搞懵了，以至于过高估计颍川的实力。陈元康劝说高澄亲自率军进攻颍川，理由是新主即位，还没有足以震慑诸老臣勋贵的事功。虽说侯景之乱被平定了，但毕竟这是家贼，与击灭外寇还不能同日而语。

高澄新封齐王时，王朝禅代的意味已非常明显，众臣多有劝高澄取东魏而代之，扯掉这层挂了15年（534—549年）的幌子。唯有陈元康老成持重，感到在河南尚有大战的情况下仓促禅代不合适，便极力谏阻。高澄虽也明白这层道理，但对陈元康也有了些看法。加上此公自高欢创业之初就参典机密，威望逐渐提升，对新主不是好事，高澄便借机任陆元规为大行台郎以分陈元康的权。所以陈元康这次提出亲征的建议，高澄没有第一时间同意，他说既然你有这建议，不妨到前线去察看一下情况，看看颍川到底能不能打下来。陈元康还真跑到颍川军中进行了实地了解，回来后再次建议：颍川肯定能拿下。

高澄，影视剧照

高澄便调集步骑11万人，亲自带队攻向颍川。东魏集结在颍川的兵力此时估计已达25万人，几乎是倾国之兵。此时夏至水涨，洧水的水量更大，高澄亲临实地察看情况后，心里更有底了，他不改水攻之策，命部队继续加高水堰，不泡塌长社城誓不罢休。但此时作堰的难度比夏初大多了，由于水流较大，东魏军3次起堰都被大水冲垮，高澄严令不许罢堰，他下令把负土的士卒连同土囊一块丢进河里，终于成功堰起洧河。

如此堰水一个月有余，到大统十五年（549年）六月，长社城在无休无止的水攻之下更加困难了。城内的人出不去，城外也运不进一丝一毫物资，缺粮倒还好说，更可怕的是盐也吃完了，长社军民一个个都因缺吃少盐病得浮肿。王思政带来的8000名守军伤亡极其惨重，在长达一年的战斗后只余3000多人，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但由于王思政平素私德良好，对待士卒又倾心抚恤，能得众军死力，故而即使苦战至此，也没有一人出降。

水攻起堰

长社城岌岌可危，早就过了承诺的防守期限，王思政日夜盼望援军到来，但援军从来就没有什么信。那么节度东南诸州军事的赵贵在干什么？赵贵来不了了。据《周书·文帝下》及《周书·赵贵传》云，赵贵领军自穰城出发，因为洧水灌城，援军不得至。这段不合常理的记载令人很是疑惑。穰城在今河南邓州，在颍州的西南方，洧水决口淹的是长社北面，南面却没有大水，怎么会妨碍赵贵进军？

有两种可能。一是东魏在颍川南面部署了阻击部队，东魏总兵力数量足够多，这么做有基础，但缺乏史料支撑。二是赵贵惧怕东魏兵力优势，不敢进军。从现有记载看，第二种可能性相当大。驻扎在鲁阳的骑将若干惠一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所动作，大统十五年（549年）他病逝于鲁阳军中；随队来救王思政的骑将怡峰也没有参战记录，碰巧的是这位老将也病死军中。这两人统领的都是骑兵部队，骑兵利在速度，是救急的上佳之选，宇文泰派兵的本意正是救城。驻扎在三鸦的郭贤则忙于和豫州蛮人鲁和作战，也没有赴援的迹象。颍川发生这么大规模激战的情况下，东南诸州的兵力居然都干看着不动，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主将不敢战。综合赵贵的经历，他在小关、沙苑、邙山、河桥历次大战中都没有什么出色表现，虽然地位显赫，也掩盖不了军事能力较弱的事实。

颍川之战

颍川之战是西魏扩张过程中一次严重的失策之举。尽管其事由地方镇将筹划，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朝野对扩大领土以及扭转东西两国对峙局势的渴望。东魏杜弼在战后分析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说，王思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他“不察逆顺之理，不识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势”。杜弼所言不识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势，都基本符合客观实际，虽指王思政个人而言，实际上也间接反映出西魏朝野的一些情况。这场战争体现出二魏国力上的差距，战争结果给西魏敲响了警钟，在实力尚未发生质的飞跃时，河南这种一马平川的四战之地绝非进取之地。

王思政自孝武帝西迁后，一直名位不显，但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奋斗在西魏边境的各处要地，他提出并践行到底的筑坚城之策，为西魏巩固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两次玉壁之战克死高欢可以说他居功至伟。他为官多年，从不以治家业为念，处处效法古代名将，常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自况，这样的品德，在西魏诸将中是鲜有其匹的。也正是这样的人品和才能，让他赢得了敌国统帅的尊敬。东魏禅代于北齐后，王思政被任为都官尚书，其后得以善终。颍川之战以王思政个人的悲剧而结束，智与时不相埒固然可悲，但他用生命书写的灿烂一笔仍然光耀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