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有“五大商帮”的说法，这“五大商帮”分别是徽商、晋商、浙商、苏商和粤商，那么，在这“五大商帮”中，资本实力最雄厚的是哪个商帮呢？其实就是徽商和晋商，但是，自明代弘治年间以后，徽商的势力明显超过了晋商，徽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有钱的一个商人集团。

（清朝时期的银票）

徽商和晋商在明代能够崛起，其实与一个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物资有关，这个物资就是盐，盐是烹饪食物必备的一种调味剂之一，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通过盐来感知咸味的，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钠是人体必备的营养物质之一，可以说，人离不开食盐。

正因为食盐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国古代，贩售食盐的商人往往会成为富商大贾，而官府则往往通过对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来进行管理而取得一定的财政收入，这就是所谓的“兴盐铁之利”。

明代管理盐务的主要措施是开中法和纲法，明朝建立以后，逃亡到蒙古草原的北元残余势力仍然不断骚扰华北平原的北部一带，为了加强华北平原北部一带的军事力量，朱元璋分封朱棣为燕王、朱权为宁王，派重兵守卫长城一线，并沿边设镇，至弘治年间，明廷先后在北方设置了九个军镇，称为“九边”，九边跨越了今天的辽宁省、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

（明长城与汉长城在河套地区的走势图）

大量士兵驻守九边重镇，粮食问题怎么解决？朱元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待商人把粮食运输到军镇以后，发放盐引给他们，商人取得盐引之后，才可以合法的贩售食盐。

自北宋时期开始，盐商必须向朝廷购买盐引，取得盐引之后，才能贩卖食盐，否则，商人私自贩卖食盐，属于走私行为，被官府抓获了以后要受到严惩，盐引相当于中国古代的食盐买卖许可证，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古代就逐步形成了民制官收商运的食盐生产、运输与销售制度。

中国的山西省离长城一线的距离比较近，而且山西的气候相当于南方地区来说比较干燥，有利于粮食的保存，因此，明朝在实施了开中法之后，晋商以地缘优势，取得了食盐的专卖权，获利颇丰，诞生了许多家财万贯的大盐商，由于长途运输粮食，会有一些运输成本，再加上在路途中有一定的损耗，所以，后来为了降低运粮的成本，许多晋商直接招募农民在军镇附近开垦荒地，纳粮换引，谓之“商屯”，当然，换盐引不仅局限于纳粮，还可以纳马、纳铁、纳帛等等，总之，军镇所需之物资皆可以由商人运送而来，朝廷为了鼓励他们运输这些军需物资，往往给予他们盐引，发放食盐买卖许可证。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如果明朝不实行开中法，而是由官府直接运送粮草至北部军镇，就是会加大军费开支，沉重的军费负担，必然会落在农民的身上，另外，商屯也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因此，史学家常常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然而，开中法到了明代中叶以后逐渐废弛，盐引是食盐贩卖许可证，凭盐引可以到两淮的盐场支取一定数量的食盐，但是，盐引并不是谁纳了粮，就归谁所有，是可以买卖的，官府只认盐引，不认持有人，因为古代没有庞大的数据系统，来确认盐引的持有人是不是原先纳粮至军镇的商人，由于盐引可以买卖，也可以继承，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盐引就变成了一种钞票，代表一定数量的银两，是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硬通货，当大家都把盐引当作一种硬通货的时候，一些皇室成员、官僚、富豪往往通过纳粮、纳银的方式，取得盐引，再把这些盐引卖给商人，贱买贵卖，从中牟取巨利，这就破坏了开中法创立的初旨，使得长城一线的商屯尽废，再加上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 国家不必鼓励商人运送粮草去军镇了，而是直接发给军人军饷即可，发放银两给军队，军队自己可以购买后勤物资，而不必招募商人把后勤物资的实物运输到军镇。

明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明廷正式施行折色法，折色法就是盐商直接向朝廷纳银，用白银换取盐引，朝廷把盐商所纳之银当作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以解决军费问题，当然，当时的开中法，并未完全废弃，通过开中法取得的盐被称为正盐，而纳银获取的盐则被称为余盐，所谓正盐开中输边，解决北方军镇的粮草问题，余盐纳银押解至国库，当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实行了开中法之后，晋商就没有优势了，因为他们虽然距离北方军镇比较近，但却远离两淮的盐场，取得优势地位的是徽商，徽商来自于今天安徽省的皖南地区，徽商的产业大部分都集中在江浙一带，他们靠近两淮的盐场，于是，徽商就直接通过纳银的方式取得盐引，这比晋商要便利许多，此后，徽商垄断了两淮的盐业，他们的资本渐渐超过了晋商，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最有钱的商人集团。

盐引作为一种代表一定数量银两的票券，不免会出现积滞的现象，明神宗万历年间，为了解决积引的问题，开始实行纲法，所谓纲法就是朝廷将商人领取的盐引编为十纲，每年有一纲用来行积引，还有九纲是行新引的，这样一来，积引就不会出现积滞的现象，自此以后，实际上，食盐的生产、运输与买卖已经完全由盐商垄断了，这就是所谓的民制官收商运的食盐管理制度，清承明制，清代初年的盐法基本延续了明朝的制度，只是后来略有变化而已。

（明神宗万历皇帝画像）

折色法实施以后，徽商开始垄断了两淮的盐业，获利巨大，成为全国资本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集团，当然，徽商能够崛起，不仅依靠盐业，还贩卖诸如丝绸、粮食、茶叶等大宗商品货物，与此同时，徽商还经营当铺、钱庄等金融行业，典当行业在当时利润巨大，由于当铺是把客人的货物折价变现的，客人拿了现银去办事，到期之后，往往无法赎回，这些货物就直接变成了当铺老板的财产了，所以，典当行业在当时风险比较小，而且利润比较高。

清朝同治、道光年间，最有钱的商人其实就是胡雪岩，胡雪岩在杭州主要是经营钱庄，后来业务又扩展至盐业、茶业、布业、丝业、当铺等等，胡雪岩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首富，乔致庸的资产应该在上千万两白银的数量级，而胡雪岩的资产则一度达到了上亿两白银的数量级，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康熙年间，清朝国库存银大概是在2000万两至5000万两之间，乾隆年间，一度达到了7000至8000万两，而到了道光年间，则逐步回落至3000万两左右，洋务运动期间，清朝虽然增加了厘金，商业税、关税等新的税目，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是，财政支出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庞大，清朝最有钱的皇帝应该是乾隆皇帝，然而，胡雪岩的个人资产比乾隆时期国库的存银还要多，而且国库的存银并不属于皇帝专用，朝廷还有很多项目要用到国库里的钱，说明，胡雪岩比清朝皇帝还有钱。

（从太空看巴尔喀什湖附近）

在19世纪的60年代至80年代，我国的西北、西南、东北、东南边疆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同治十年（1871年），沙皇俄国趁机大举入侵我国的新疆地区，并支持阿古柏占据新疆，此后，清军实际上失去了对新疆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我国的东南地区还爆发了海疆危机，日军趁机控制了琉球群岛，并趁机入侵我国的台湾岛，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人对台湾岛也是虎视眈眈，东南海防与西北边防同时需要巩固，但是，清政府财力有限，无法做到兼顾，李鸿章等人主张全力巩固海防，而左宗棠等人则提出了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并重的策略，于是，清政府就任命左宗棠为钦察大臣，全权处理新疆地区的军政、民政，希望他能够率兵收复新疆，然而，清政府却没有充足的军费给左宗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军费，是无法打仗的，左宗棠决定让胡雪岩筹措军费。

（左宗棠）

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所以，外国银行在借款的时候一般不怎么相信清政府的官员，因为他们担心清廷将来还不了债，他们反而相信资本实力雄厚的商人胡雪岩，于是，胡雪岩以自己的信誉作担保出面向外国银行团一共借得了1870万两白银，给左宗棠用作军费，当然这1800多万两的白银，并不都是胡雪岩个人的信誉作担保的，最初的借款，外国人要求将清政府将海关税收用作抵押。

（1868年的新疆莎车）

胡雪岩出面向外国银行团借得1870万两白银的款项之后，左宗棠才没有了后顾之忧，顺利收复了新疆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胡雪岩可以说是左宗棠的“钱袋子”。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中国最有钱的商人集团曾经为收复新疆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出过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