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外的大事。这一天，清廷五位大臣奉旨踏上出洋考察宪政的道路，这于老大中国而言，实为空前之举。然“至十一点钟开车之铃摇毕，五大臣依次登花车，将挂行李车，砰然一声震动天地”。

这意外的“砰然一声”，缘于安徽桐城青年吴樾的炸弹。案发后，一些督抚、将军即致电清政府，“此事必是革命党中人所为”。他们的猜测完全正确，吴樾正是革命团体之一—光复会的成员。

吴樾在暗杀中殒命，却留下了一份珍贵文献《暗杀时代》，从中颇可窥见一代以身殉理想者的心路历程。

《暗杀时代》是吴樾赴京租赁于安徽桐城会馆，在等待行刺良机过程中所写。“自序”中写了其思想转变的过程：先服膺梁启超学说，后读《警世钟》等，“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予于是念念欲杀尽此辈。然此辈皆汉人也，皆汉人而为满酋之奴隶也……不清其源而绝其流，又乌乎可！予于是念念在排满。”于此可见，最先勾动吴樾暴力清除之念的，是主张保皇的汉人如梁启超等，只不过后来想到梁启超等是“满酋造奴隶者也”，为正本清源，“于是念念在排满”。

吴樾倡言：“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在他看来，唯有先以暗杀掀起腥风血雨，激发不同族群的仇恨，才能够唤出一个“革命时代”。在吴樾之后，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

而在思想逻辑上，所有的暗杀行动，几乎都一以贯之：只要杀尽满人，推倒清政权，国家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申报》当时登载了徐锡麟的供词：“……我只是拿定革命的宗旨，一旦乘机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

吴樾以造就暗杀时代为职志，但他为什么会选择对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下手，这是否纯属偶然？其实并非如此。

清政府下诏派员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为立宪做准备，虽然广受舆论赞扬，但是在革命党眼中，此举实乃“假考察政治之名，掩天下之耳目，于其归也，粉饰一二新政，以愚弄我汉人”。“欺骗人民”，就是革命党关于此事的定性，然而从逻辑上讲，此说实在欠缺周密。清政府尚处于立宪的准备阶段，并未真正推行，以何为据说其立宪是欺骗人民？认定其为欺骗，是否至少要等到实行宪政一段时间后才能下结论呢？

革命党之所以要用暴力行动阻止清政府的立宪尝试，其隐秘心理从他们自己的一段话中已透露无遗：“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实行宪政将会大大加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这对想要夺取政权的革命党来说，当然不是福音。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奇怪吴樾们的暗杀对象为什么多为开明大臣了。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清政府做的事越坏，就越能引导社会走向乱局，并给革命党提供攻击的口实，更便于乱中夺取政权，而开明派的作用却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