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英宗复辟之后反省了之前的失政，因而天顺时代的八年间（1457—1464年）在政治上得以平安无事。接下来宪宗的成化时代的二十三年中，虽然在宫中有宦官汪直的横暴和贵妃万氏的专恣等暗影，但最终没有导致严重结果。而且，随后而来的是被称为明朝一代明君的孝宗弘治的时代（1488—1505年），共十八年。这位天子一即位，立即驱逐权臣万安一党，改革种种弊政，颇有明察之称。孝宗的母亲纪氏是广西贺县的苗族女子，以其敏慧受到宪宗的宠爱并生下了孝宗。

然而，据传宠妃万氏知道这件事后，嫉妒之下将纪氏毒杀。幸好因万贵妃的阴谋而惨遭废黜的原皇后吴氏，在宫中养育孝宗，使其得以平安长大。想来逆境中的成长影响了孝宗的人生观，使他必然对丑恶的传统采取批判的态度。明代皇帝很少迎娶功臣、贵族之女，不只纪氏，后妃大体上都是从生命力旺盛的中下层阶级中选择。看来这种做法对防止帝室贵族化很有效果，没有一个天子因为身体羸弱而生不出子嗣，因而天子之位大体上一直连续向下传到了孝宗之子武宗。

孝宗弘治

这是历代王朝中不曾有的现象，只有北魏王朝与此有些近似，但北魏本来就是朴素的异民族王朝，而且反而以代代都与汉人通婚生子为惯例。孝宗前后被称为明代最繁荣的时代。孝宗作为明君的声誉虽高，其前一代的宪宗和下一代的武宗却都近于昏庸，政治为宦官所乱，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妨碍明迎来极盛时期，是因为有经济的繁荣。在明代，政治中心虽然是北京，但经济、文化中心却是江南三角洲地带的要冲苏州。苏州以繁荣著称并非始于明代，早在春秋时代就是吴国的国都，唐代又与杭州并称为江南地区代表性的繁华都市。

然而，苏州胜过其他城市、独享文化都市之名，却是在元末张士诚据此建立吴国之后。明太祖灭掉张士诚时，扶植张氏政权的各种势力受到毫不留情的打击。富豪财产被没收并被迫移居南京后，苏州一时间在经济上陷于濒死状态。甚至和张士诚政权没有直接关系、住在苏州的知识分子，也受到迫害，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著名诗人高启（青丘）。他只因在庆祝新建府衙门落成的文章中写下“龙蟠虎踞”，便被处以腰斩之刑。

张士诚之墓

龙是天子的象征，因而让龙蟠在苏州便是有谋反之志，其实这不过是极端厌恶不顺从的知识分子的太祖在找借口。到了其子永乐帝的时代，为了充实北京、削弱南方经济实力，再次命令苏州的富民移居北京。尽管屡次遭受政府打击，苏州仍不屈服，每次都恢复过来，确立了全国最大的经济都市的地位。就算能够对人加以打击，自然环境和江南整体的经济生产却是打击不了的。苏州面临太湖，位于通过大运河和河渠网络连接起来的大平原的中央，不仅是粮食的宝库，而且是丝织物生产和染色加工的一大中心。

文化总是被吸引到经济中心来。苏州及其附近，学风昌盛，每三年一次的科举中，来自此地的应试者的成绩总是异常优秀，因而高官亦随之辈出。但我们并不能期待中国的文化经由他们之手得到提高，因为当官之后俗务繁多，无法继续像年轻时一样学习。在这一点上，明代的官僚不如宋代的士大夫。宋代的著名文人学者中，有很多也是占据要职的活跃政治家。反观明代的文化，则是由宦海失意、以市民的身份埋没于都市尘埃中的“市隐”所推动的。当然宋代也有隐者，然而其代表人物如苏舜钦、林和靖等，在当时拥有实力的人物之间，只能占有边缘地位。

士大夫

不过虽然他们从中心被挤了出来，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所反抗。而在明代，隐者占据文化的中心，且与以北京朝廷为后盾的似是而非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展开了彻底的对抗。当然隐士有时也会聚集成群，但他们本来都是个性很强的独立个人，因而并不组织结社。弃世在形式上也有不同阶段，不能一概而言。现在来看一看其中算得上代表人物的祝允明的情况。祝允明以其号“枝山”广为人知，生于苏州，一开始追随世间潮流，有志于科举，但没能考上进士，止步于举人。

曾在广东省担任知县，又成为南京应天府的通判，但因为对官吏生活感到厌倦，任期只过了一半便回到苏州，以后作为市隐度过一生。他通晓经史，擅文章，工书画，在所有的领域都有自己的见识，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也没有一味拘泥于信念主义。因其文名盖世，受人之托撰写家谱碑铭之类，可获得很多润笔费，但收入一到手便立刻花在玩乐上。

祝允明文章

他将这种文章称为应世之文，也就是与俗世往来应酬的文章，别人怎么要求他就怎么写。他的处世哲学是不和傻瓜当真，在做这种事情时就算扭曲了自己的信念也不以为耻。在这一点上，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言行不一。但假如不是天子，要想过上注重情趣、磊落不羁的生活，就不得不如此。这种隐者在前朝没有先例，大概是从明代才开始的新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