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忽必烈建立元朝，中国史书上的评价虽然总体是正面的，但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汉族王朝视角。比如明代编修的《元史》上说，忽必烈“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意思就是说，他用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改造、教化了少数民族，把他们从文化上变成了中国文化的继承者。

而近代的外国研究者，认为忽必烈的元帝国是一个兼具蒙古和汉族传统的二元制帝国。比如著名的法国游牧民族史专家勒内·格鲁塞，他写过著名的《草原帝国》，他评价忽必烈说，“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而杉山正明在他的《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他的观点是，忽必烈要做的是，在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的巨大范围内，塑造一个新型的政治经济体系。

说到这，我们要简要回溯一下蒙古帝国的历史。蒙古自从成吉思汗统一以来，发动过三次西征，在欧洲打到东欧，在亚洲打到叙利亚，后来忽必烈又征服了整个中国。这个过程固然伴随着非常惨烈的战争和杀戮，但是也有一个附带的效果，那就是，原来各个国家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同一个政权控制，连成一片，东西之间商贸和技术交流的通道全部打通，畅行无阻。

可以说，之前支撑蒙古帝国发展的，就是这种征服战。但是，后来蒙古这些兄弟政权彼此之间出现了矛盾，在西亚有钦察汗国和伊尔汗国的对立，在东亚，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兄弟之争。当忽必烈成为大汗之后，除了亲弟弟旭烈兀权衡利弊之后站在他这一边，其他三大汗国都拒绝承认他。这个时候，其实忽必烈面临的是一个重大的抉择：是通过武力来重新统一蒙古的各个政权，还是想其他的方法。

可以说，忽必烈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没有诉诸武力，因为这并不现实，他选择了贸易，利用东西方的商路将帝国重新整合起来。忽必烈根据新的形势，放弃了蒙古传统的发展模式武力征服，转而采用经济手段，把一个军事帝国变成贸易帝国。他以蒙古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以中华世界的经济力量作为财富的根源，再利用穆斯林发达的商业网，创造出国家主导的超大规模通商、物流网络，把游牧世界、农耕世界，甚至是海洋世界都连接起来，完成了蒙古的转型。

《忽必烈的挑战》一书的作者杉山正明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他的观点。

那么忽必烈是如何做到的，可以概括为两点：1.简政放权；2.巧用资源。

简政放权，主要是应用在元帝国内部。忽必烈调用大量人力进行城市化建设，兴建上都、大都，这就相当于通过宏观经济手段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他对于元帝国当中人口最多的汉人，把农业税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标准，这也就实现了中国古代农民最盼望的，轻徭薄赋。而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专卖和商业税，用这部分的收入来维持蒙古人为主的军队开销。这样一来，蒙古人当兵，汉人务农，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相安无事。杉山正明说，这是最完美的无为而治。

这样，忽必烈也就不必要建设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管理汉人，官僚系统的简化使管理成本下降，也避免了官民之间矛盾的恶化。贸易收入保障了政府收入，可以进一步的再轻徭薄赋，然后再进一步简政放权，良性循环就这么形成了。所以，尚武、宽大、重商、兼收并蓄成为了元代的时代特征。

对于元帝国之外，也就是他那些不太听话的兄弟汗国，忽必烈运用手中的资源加以控制，他把大量的白银、奢侈品赏赐给各汗国蒙古贵族，来换取他们对自己大汗身份的承认。当然，这种收买的方式获得的效忠并不牢固，但是这些各汗国的贵族拿到钱之后，需要把它们投入到贸易或是金融领域，才能不断地持续生利，而他们普遍比较欠缺做生意的才能，只能委托他们国境内的穆斯林商人代为打理，这些商人多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商贸网遍及欧亚大陆，对元朝的经济非常依赖。

这样一来，各汗国的蒙古贵族依赖跨国商人，这些商人又依赖元朝，归根结底，还是依赖于忽必烈，这就使得各汗国对于忽必烈的依赖性增强，心甘情愿地把他视为“大汗”，并一起帮他维护世界商贸网络的安全。于是，忽必烈既笼络了各汗国贵族，同时通过宏观经济的刺激，实现了贸易倍增。

综上，可以说忽必烈没有用刀用兵，仅仅凭借贸易这只无形的手，就玩转了大元帝国，又重建了以商贸为纽带的蒙古体系。而他，居于这个体系的核心地位，可以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设计和改组了蒙古帝国。

这个重新编织的蒙古帝国，使得东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不再是偶发的、随机的和时断时续的，第一次具有了整体的、持续的和息息相关的意义。亚非欧世界的大部分在海陆两个方向上联系到了一起，出现了可谓“世界化”的空前盛况。

关于他的这个定位，是不是让你觉得耳目一新，甚至一时有点难以接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多展开讨论了，因为讲到这，想必你已经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杉山正明把他所谓的“蒙古世界体系”说得这么好，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地区，蒙古的统治都持续得很短，这么好的体制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我们所熟悉的近代世界体系是欧洲人而不是蒙古人所带给我们的？

杉山正明的分析是，因为早熟。

忽必烈缔造的体系太过早熟了，是远远超越时代的，这个体系太过完美，以至于，技术的发展跟不上，特别是交通和通讯技术。

举例来说，蒙古时代，没有大卡车也没有动力铲，没有火车也没有动力船，通讯与联络手段只有驿站和信鸽，没有无线电。所以，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是靠着极为落后的技术来整合东西超过一万公里的庞大帝国。技术力的薄弱成为这个帝国的致命伤，一旦有巨大的天灾袭来，帝国是没有耐久力来承受打击的。

可偏偏十四世纪，整个世界都在承受着“大天灾”的打击。欧洲、北非、西亚有黑死病在肆虐，中国遭受着水旱灾害和大瘟疫，灾变史学家曾总结：“元代之灾况，较其前之任何朝代，皆严重多矣。”

越完美越精密的系统，就越容易因为某一处小细节的问题，而全盘停摆，杉山正明认为，忽必烈的蒙古体系，就是这种情况，它太早熟太脆弱，严重依赖于各个环节都协调运转，而一旦遇到灾难，它的技术瓶颈的影响就变成致命的了，所以，蒙古开创的世界上第一个全球化体系，没能持续多久，就因为蒙古各个政权在它们统治区的失势，而瓦解了。

不过，杉山正明认为，蒙古世界体系的影响一直持续了下来，在蒙古时代后，欧亚所产生的明清帝国、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都是跨文明圈的帝国，并且它们几乎都继承了蒙古帝国“相当强固的军事、经济体系的巨大国家方式”。

而欧洲在近代的崛起，是通过追求通商和财富所促成的。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欧洲人踊跃地用商贸形式向外扩张？杉山指出，仅认为他们是因为宗教传教的热情这个解释太过单一，更合理的解释是，欧洲人曾看到了蒙古时代的世界商贸体系，从思维和组织上突破了曾经局限于欧洲和近东的眼光，有了世界级的思维，并积极进取。可以这样来看，蒙古时代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时代，虽然忽必烈及其子孙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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