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从关外入主中原，要确保政权的稳固，自然要想出种种控制手段。这些手段，有些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保密工作就要做得严实。刚开始，由于一切处于草创阶段，这方面做得并不好。连军机处这样的核心机密产生地，也经常有泄密的事件发生。“时有部院官以启事画稿为名，侦探消息传播街市，目为新闻”。

这么容易就能获得秘密，实在是很好笑的事情。当然，这些刺探消息的官员并不是什么好人，他们把一些政府机密传播给大众，除了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外，根本没有其他好处。但，这对于清廷政局的危害是严重的。

大概是意识到后果的可怕，军机处自嘉庆皇帝开始，保密规章变得严厉起来。比如，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处理当日所奉谕旨（皇上的指示），其他部委机关的文件不准在军机处处理，一般的官员不准到军机处报告事情。甚至，军机处的章京（专职办事官员）办事处，一般官员都不得窥视。这是对保密场所的严格管理，对文件的办理也逐渐完善。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信息新技术的采用，清廷的保密工作不断遇到新的挑战。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电报开始广泛运用。但这项传自外国人的技术，中国人并没有熟练掌握，导致泄密的事情常有发生。

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给清朝驻日公使汪风藻发了一封函件，商量有关事情。第二天，汪风藻就给国内的总理衙门拍了一封长长的密码电报，其中就包括陆奥宗光函件的内容。日本人是具有强烈“密战”意识的。当时负责监听的日本电信课长佐藤爱磨截获了这份电报，因为加了密，一时还破译不出来。但佐藤通过分析清政府平日发给汪风藻的电文，很快发现了清廷密电码的编排规律，掌握了破译方法。

自此以后，日方通过监听，完全掌握了清廷的政治、军事等重要情况。甲午战争期间，日方把清朝陆军、海军的一举一动都收入眼底，对其了如指掌。在这种情报不对称的情况下，那场著名的海战成为中国的耻辱之战，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