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对日本的了解并不全面，但对一个说法记忆犹新，就是朝鲜国王的东亚“逆子”说。

后经查证，确有此说，语出朝鲜史籍《宣祖实录》，说来也是事出有因。

1592年，统一在丰臣秀吉麾下的日本，抱定了“征韩”之念，更有“图大明四百州”之志，举全国之兵“征伐”朝鲜。朝鲜一时招架不住，国君李昖[yán]（宣祖）跑到了中朝边境的新义州。

次年，明朝的抗倭援朝之战告一段落，也有了同日本和谈的想法。明朝官员说了这么一句：“中国（对朝、日）一视同仁。两国之事，以和为上。”

可被日本欺负得快不行的朝鲜国王李昖，听说这话后，愤而不平的抒发了一席牢骚，大意是：按宗藩理论，中国好比“父母”，朝、日如“子”，但朝鲜是“孝子”，日本无疑是“贼子”（逆子），怎可对“孝子”和“逆子”一视同仁。

朝鲜国王李昖的日本“逆子”说，根据的是儒家价值观，和对倭人蛮横倨傲的感受，出自当年的历史文化时空，不适合现在了。

日本不是什么“逆子”，但却是东亚的“另类”。在整个东亚（乃至亚洲），日本如“鹤立鸡群”，又如“鸡立鹤群”。

这么说是扯淡吗？绝对没有。

因为，在东亚，日本确是个“另类”，来看几个只属于他的“另类”标签。【姓“独孤”的日本】

“独孤”是中国复姓，这里是孤独的意思，日本是个“孤独的国家”。

岛国日本虽不曾隔绝于大陆，但也从未与大陆真正融合过。千百年来，日本游离于东亚的边缘，自成一体，自我演变；单一民族，本体文化。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属少见。

一个自然灾害相对频繁的孤岛，可“孤独”不光是地理上的，更有文化及民族心理上的。

和“天朝”(网络词语，即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融合方面，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融合力不同（不信可看相关资料），日本史上实际只有一个单一民族——大和，且日本民族具有封闭、狭隘、敏感、保守、排外等一类属性。

要加入日本国籍，就得“归化”得和日本人一样，典型的先得起“归化名”，就是要改日本姓，起日本姓名。

或许，日本国不允许有非“大和”的异类存在。

日本一直都不承认，本国有任何大和民族以外的其它少数民族，直到2008年才确认了一个世居北海道的阿伊努族(2.5-20万人)，而有130万人的琉球族（在日本算大族）等其它民族，至今不被日本承认。

所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日本是个孤独的国家，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明。”【神道教国家，而非儒教国家】

如果不被表象迷惑，你会发现，日本虽属“汉字文化圈”，但实质不是儒教国家。日本是“神道教”国家，再加武家社会。

东亚三个儒教国家：中国、朝鲜（韩国）、越南（琉球或许也算），有三样东西是一样的：周期性换皇帝；科举制度；儒士（官僚）阶层。

这三样，日本都没有。

日本不换皇帝，天皇万世一系；君权不用神授，不用受命于天，天皇就是“神”，是神道教的“教皇”，无可取代，即使没有实权，也要留着，不可能废掉，直到现在，日本人也不能没有天皇。

天皇的作用，有点像西方的“上帝”，把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指向心无旁骛的惟一。

日本是东亚唯一真正有贵族、有严格身份等级制的国家，士、农、工、商等级分明，不搞科举（搞不下去），通过“养子制度”（给人当养子）和通婚，社会阶层间会有一定流动，但森严等级制下，各阶层人士多数只能“各得其所”，做好自己。

可没有科举制度，也没有了儒教国家“读书人”对“当官”的趋之若鹜，没有了“官本位”，没有庞大的儒士（官僚）阶层。

日本社会的重要中坚阶层是武士，而不是儒教国家的儒士（官僚）和农民，有武士道而没有文人士大夫处世哲学。

日本引入儒学，也引入兰学（江户时期经荷兰人引入的西方学术），但这些都算外来的，日本也有自己的“国学”（成熟于江户时期）。

国学含神道、皇道，还有武士道；高唱日本是“皇国” + “神国”，大和“神族”优越论，日本中心、大日本至上。

这些独有的国学“精华”，让日本成为东亚（及亚洲）唯一具有——侵略扩张的文化意识形态，而“狂想”支配世界命运的国家。【自傲与自卑】

日本自号“神国”，自诩“神族”，自创“大和民族优越论”，据说还意淫到了自认“世界最优秀民族”的地步。

古代，全面落后于“天朝”，要以“天朝”为师的情况下，日本也追求和“天朝”对等，日本天皇从不接受中国皇帝册封。因为自尊、自傲，不肯矮化，多数历史时期，日本干脆不参与以“天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近代，看到中国不行了，“神国”日本自然不屑与中国为伍，“脱亚入欧”的日本则蔑称中国为“支那”， 尽其鄙视与欺凌中国之能事儿。

到现在，以右翼为代表的一些日本人，仍然看不起中国，即看不起中国，又有些害怕中国。

自傲的另一面是自卑，或说极度的自尊往往因为自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日本的自卑，更因为那些一直摆在眼前，可令“神族”自卑的现实。

史上一直自称“神国”，可一旁却有个“天朝”处处盖过自己。“天朝”终于成了落后的“支那”，可这个可恶的“支那”，自己却又顷心的学习过她，大日本国的上上下下、旮旮旯旯，哪里都有“支那”文化的影子，你说气人不？

最标志的是，“优秀的大和民族”却要用“劣等的支那人”的文字，不用还不行。

英雄不问出身，学过就学过呗，毕竟人家也曾是四大文明古国。但许多自视甚高，又狭隘、敏感的日本人，不能坦然视之。就如一些出身不好，而又热衷追求发迹的人，特在意自己孱弱的底子，在自傲与自卑之间纠缠。

“优秀的大和民族”怎么能学习蒙昧落后、不文明的“支那”呢？大日本“神族”那个矛盾，那个纠结，扭曲的言行就出来了。

近代日本，对曾是自己“先生”，又是“劣等支那”的中国人的残暴侵害、残忍杀戮，与上述心理不能说毫无关系。【集团社会，而非宗亲社会】

儒教国家是宗亲（族）社会，典型如“天朝”，只要“五百年前是一家”， 都可循家谱、认祖归宗，还能再组织、联络起来，维系这一切的是宗族血脉、宗法伦理。

与儒教国家不同，日本是集团（团体）社会。

在日本，社会的单元——家族，更像以“家业”为宗旨的团体，血缘关系并非唯一纽带，“家业”是最高宗旨，“家业”下所有团体成员，都是“家族”一员，家臣、佣人等死后，也会被当祖先祭祀。

“家业”可能是大名世袭的藩国，武士世袭的领地，也可能是一门生意、一门技艺，或现代的一家企业；包含家名、财产、职务、事业等。

与中国家族重子孙血脉的承继不同，对于日本家族，“家业”的继承才是第一位的。继承不只论血缘关系，更看重继承者的能力。

虽规定“家业”只由长子一人继承（防家业分光、分化变小），但如长子能力不足，可再选其它儿子继承，包括养子。

为了“家业”良好继承、永续发展，日本有专门的养子制度，儿子都不成器或没儿子，可认养子来继承“家业”。

养子的选拔不管血缘、不论辈份，不在乎同族还异姓，“择优”才是原则。不需为掩盖真相而在幼时领养，多数反是成年之后收养，为的是能看出好赖。

日本的上门女婿，也属养子，叫“婿养子”，是养子中的主力，即是女婿又是养子，要改成岳父姓，加入女方家族。“婿养子”主要功能是继承家业，延续“香火”倒是其次。

日本企业为永续兴旺发展，广泛靠养子制度寻找企业最佳继承人，接掌父辈企业的，不一定是亲儿子，多半为血缘不相干的人，即纳入门下的养子，有很多是“婿养子”，找“家业”传承人兼招女婿。

这么干，都是为了“家业”永续昌盛，是为整个家族集团的利益。

这一切，在“天朝”都是不可想象的，“天朝”是以血缘、宗族关系分内人、外人的，上门女婿也不一定靠得住。

集团社会与宗亲社会的一大区别是：规则不同。

宗亲靠血脉、宗族维系，讲“远近亲疏”，天下也是“家”的天下，宗亲逻辑扩大到整个社会。社会无法摆脱“远近亲疏”的各种关系、人情，及由此衍生的各种潜规则，公正的公共规则，明规则显得无力。

而一个集团，如日本的武士集团，成员必须严格、公开的遵守明规则，要不集团就运营不下去。日本的家族是“家业”集团，也要按集团规则经营。

如养子成了养父家族集团一员，必须对集团忠心不二，集团利益高于其个人，他要是名武士，就必须为养父家族而战，若不幸对阵生父家族，就得六亲不认，哪怕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

家族是小集团，社会是大集团，社会自然按家族延伸出的规则逻辑行事。

遵守集团规则，会受到善待，如不尽忠职守，会被集团排斥或抛弃，这对日本人而言是可怕的事情。

正如中国人很难摆脱宗亲社会的人情世故一样，日本人也无法离开集团，为了不被集团摒弃，就得遵守团体规则，承担团体责任，乃至思想言行也要从众于团体。

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集团。【有“礼”无“仁”】

说日本人是最有礼貌的民族，日本是最彬彬有礼的国度，世界上没人会反对。

了解深入后，一些外人认为日本式的多“礼”，有些规则化、形式化，觉得少了啥，礼为和谐人际关系，礼的灵魂在于真诚。

不管怎样，有礼总比无礼好，关键是无“仁”。

日本当初学习中国，并未原样引入中国式的“仁”，即上对下，尊长对卑小，强大对弱小的仁爱之心，儒家视为核心价值观和最高道德准则。

日本引入儒家思想，重“礼”轻“仁”，积极以“礼”来维护身份等级制，而几乎舍弃“仁”。“仁”在日本未获得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在中国“仁德”视为统治者最高级的道德，而对于日本上层社会，它不是必备的品德，对于普通人更不算什么。

在日本，仁的最终含义，仅限于同情、怜悯、仁慈、行善之类的，也非份内的品行，与中国“仁”的含义已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这符合日本的国情，长期武家社会，讲的是恃强凌弱，把仁爱作为最高准则，是行不通的。

日本后来学习西方，也没有引入西方的“原罪”、“救赎”等基于罪感的绝对道德评判方式。

日本道德以“耻感”评判为主，耻感缘于外部别人的评判，而不是凭自己的良心（内心），要是没被发现，基于外在规范的“耻感”可能大大降低，以至没有，是种相对的道德评判。

而日本的“耻感”又主要来自所属的团体（集团），日本是集团社会，个体“耻感”与整个集团的评判态度息息相关。

日本学习中国和西方，都没有把绝对的道德准则与评判标准置于首位。

无仁之礼，只是少些真诚，形式化些，问题不大。但没有最高准则和绝对评判的道德，就麻烦了。

日本也讲忠和义。但无仁之忠，可能是无是非之忠；无仁之义，可能是不正之义。

道德与其它社会法则一样，是绝对的，是即是，非就是非。只有“耻”，而没有“仁”与“罪”的绝对道德准则与评判标准，对道德与罪恶的认识评判可能是相对的，是模糊暧昧和从众化的。

于是，日本式鞠躬的背后，有可能是道德、是非和善恶评判的模糊不清，一些台湾人则管日本的这种现象，叫“有礼无体”。

限于篇幅，日本的“标签”点到为止，不同“标签”所带来的不同民族性格及国家道路和命运，在“民族本性”中再详谈。

中国人对日本“熟悉”到“同种同文”，又“陌生”到怨恨交加。说日本，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曾是日本文化之师，又是冷酷侵害的对象，到如今，中国还是日本右翼“较劲”的对象，对“天朝”的“瑜亮情结”可谓挥之不去。

大日本“神国”究竟如何炼成？说来也话长，得从中日间的历史说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