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

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

抗战英烈

1937年8月下旬，一架飞机在祁县乔家堡上空盘旋三圈后，向北飞去。驾驶员乔惆要去晋北的宁武、雁门关一带，协助陆军对日作战。

2个月后，他的父亲乔映庚收到儿子的来信，迫不及待的打开：

“儿于月前奉命调直某空军基地，

不日将有一次鏖战也。

儿虽不才，

不敢与岳武穆、文天祥等先圣比肩，

但以堂堂热血男儿，值此国难当头，

岂敢以儿女之私废大公乎。”

................

战事日迫，民无宁时，

儿不能亲侍左右，望大人善自珍重。

祖母大人处亦望婉转慰籍，勿以实情相告。

...............

匆匆禀此，书不尽意，敬叩念安。

不孝儿惆再拜跪书。”

刚收到信没几天，乔映庚就收到儿子战死沙场的消息，不禁老泪纵横，又感欣慰：“不辱门风。”

80年后，历史拨开迷雾走来，人们不禁感慨：重利轻离别的商人之家，也有忠勇烈士。

而乔映庚口中不辱的“门风”，也来自一手将家族带向辉煌的爷爷：乔致庸。

今天我们不读乔致庸，就不知何为商人。

更不会知道，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一介书生用资本撬动的仁义本色。

轻财足以聚人

1855年，38岁的乔致庸满怀信心的准备乡试，打算一举夺魁，进而中进士、点翰林，实现耕读传家的夙愿。

可一个噩耗传来，彻底打乱了他的阵脚：“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导致乔家的茶路断绝、资金链断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哥哥一口气上不来，撒手西去。”

这时乔致广的儿子还小，作为弟弟的乔致庸必须盘活生意，才对得起祖父兄三代人的心血。

仕途梦断，乔致庸只能放下书本，操起算盘，承担自己作为男人的责任。

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的店面大部分都在包头，乔致庸知道：“恢复茶路是其次，首先得稳住包头的生意。”

来到包头后，情形远比想象的更为严重：员工挤兑薪水、人心浮动、资金短缺，每一项都要抽掉乔家的根基。

面对这种情况，乔致庸提出了“顶身股”的概念。

意思就是：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当学徒，三年后如果成绩合格，就成为正式员工。

再勤勉工作三个帐期（十年）后，如果成绩优良、没有任何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一、二厘的身股，也叫“干股。”

这种股份不能买卖，只能参与分红，人不在了，股份也要收回。但是只要员工表现良好，拿到的身股也会随着工龄增长，乔家可以养他一辈子。

乔致庸的“顶身股”制度一经施行，马上稳定住了浮动的人心。老伙计们都拿到了合适的股份，新伙计的心也定下来，真正把乔家的生意当作自己的事业。

当别的商号伙计还在眼巴巴盼着涨薪水时，乔家的伙计已经成为商号的一份子。

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是第一次。

当时山西就有一句话：“做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

可见“顶身股”的诱惑力。

稳定了自家员工，又吸引了其他商号的人才，并靠家族长年积累的声誉借到贷款，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迅速起死回生。

随后，乔致庸在“复盛公”、“复盛全”的基础上，又投资六万两银子开设了“复盛西”当铺、“复盛兴”、“复盛和”粮店、“复盛协”、“复盛锦”钱铺等复字号产业。

后来又把生意扩张到呼和浩特、祁县、太谷，经营日用百货、皮毛、粮食、钱庄、酒店，一张遍布西北的商业网络，在乔致庸的手中铺开。

太平天国平定以后，南北茶路重新疏通，乔致庸再一次前往南方贩茶，经过包头远销恰克图、蒙古、俄罗斯，一个地方土豪也变成北方雄商。

以至于包头至今都流传着乔家的谚语：“先后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如果说普通员工参与分红，能够有一份安身立命的收入，那么对商号的管理人才，乔致庸只要认定，就立马破格任用。

1881年，平遥“蔚长厚”的掌柜阎维藩被排挤，决定返回山西老家另谋高就。

乔致庸听说此人才能了得，就派两路人马带着八抬大轿，分别在可能出现的路口等候。一连等了八天，阎维藩的身影终于出现。

看着风尘仆仆的乔家人，阎维藩顿时感动的热泪盈眶，但他坚持不上轿，要与乔家人并肩而行。

最后实在相持不下，他才在轿子里放了一顶帽子，算是代替他坐轿了。

回到祁县后，年仅36岁的阎维藩当即出任大德恒票号的掌柜，凭借他的出色才能，在以后的26年里，大德恒票号的帐期每股分红，都在8000到10000两白银左右。

真正是“一言兴家、一言振业。”

还有“文盲掌柜”马荀，因为出色的业务经营能力，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伙计，被乔致庸一举提拔为大掌柜，将包头的“复盛西”商号经营的日进斗金。

乔致庸散了钱财，却聚集了人才。

生意富了自己，也富了众人。

没有格局，哪来大局

在晚清时期，票号最初由平遥的雷履泰发起。

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国的票号也不过5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家分号，而且他们还不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选择大商人合作。

这样一来，大部分商人仍然得带着沉甸甸的银子走南闯北，一不小心就会被土匪、恶霸谋财害命。

在乔致庸接掌家业后，看到了票号业的前景，决定挪动多余资金开设票号。

众人纷纷劝阻：“现在入局，很难赚到钱了。”

但在乔致庸的构思里，票号的功能不仅仅是赚取利息，而是要“汇通天下”，用马云的话说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在打造“清朝银联”的宏大魄力下，乔致庸投资26万两白银成立“大德恒”票号，并在3年后将“大德兴”也改组成票号。

两大票号火力全开，让所有商家都能实现“异地汇取”的梦想，只要带着一张收据，就可以走南闯北。

即便收据在路上被土匪抢劫，如果没有密码，在票号中也换不到银子。所以在乔家的票号史上，没有一例误兑错兑，将票号生意做到了极致。

大格局下的大梦想，让乔家票号业务迅速开遍全国20多个城市，乔家的资本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排名，也像坐火箭一般往上窜。

当初的行业前辈，早已被乔致庸抛到脑后，望其项背而不可得。

商人用资本爱国

祁县深宅大院里的乔家，再也不是祖上娶不起老婆的落魄样了。

乔致庸走在街上，人人都笑脸相迎，叫一声“亮财主。”但他知道：“有国才有家，资本要用来爱国。”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负责筹措军费的有两人：胡雪岩、乔致庸。

当胡雪岩在江浙筹措到军费后，就由乔致庸的票号运送到前线，保障军队的用度，当军费紧张时，还要向乔家票号贷款。

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功章上，有乔致庸的一份功劳。

正因为这份功劳，以至于左宗棠在回京任军机大臣时，特意经过祁县拜访了乔致庸。一见面，左宗棠就拉着乔致庸的手说：

“亮大哥，久仰了。在西北有所作为，全赖亮大哥支持。”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临走时，还给乔家留下一幅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时，听闻晋商富甲天下，便派人到山西商人中去募捐。

40年前，英国人就是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从此国运沦丧。大清国要组建水师，在乔致庸看来是再正义不过的事，所以他就带头认捐10万两。

10万两白银，购买一艘军舰了，这个出手大方的山西商人乔致庸，马上就被李鸿章记住了。

为了表示感谢，李中堂亲手写了副对联派人送到祁县：

子孙贤，族将大。

兄弟睦，家之肥。

商人苦心经营积累的财富，到底是用在花天酒地个人享受，还是资助国家回馈社会，乔致庸在100年前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家和万事兴

乔致庸拟定的《乔氏家训》中，开篇就告诫子孙要谦和谨慎：

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忍辱者天不能祸。

求医药不如养性情，多言说不如慎细微。

当时山西很多豪商的大院子里，都有供族人享乐的戏台，但乔家没有。现在“乔家大院”里的戏台，是民国年间生意败落子孙腐朽时修建的。

在乔致庸掌家期间，最怕的就是子孙们玩物丧志，以至于家里的丫鬟都不敢招年轻漂亮的，而是专门找粗枝大叶的中年妇女，就怕家里男子惹出难看的事情。

并且亲自拟定了六条家规：

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

如果家中有谁敢违背任何一条，必须跪在大院中，在大家的亲眼目睹下背诵《朱子格言》，直到痛哭流涕的承认错误后，才能磕头谢罪，起身离开。

在严格的家规下，乔家的子孙都兢兢业业、勤勉朴素，随便拉出一个来，都能被其他晋商家族视作优秀接班人。

在银子大量流通的商号中，乔致庸也将“规矩”贯彻到底。

每开一家店、每设一个分号，乔致庸就会跟经理一起拟定适合本地的号规，包括严厉的奖惩制度、人事制度，甚至还要跟新招募的伙计磕头发誓，用道德的力量来约束新人。

在乔家的商号里，从掌柜到伙计一律不得抽鸦片，更不能嫖娼，一旦被发现就会拿掉身股，情节严重的，甚至要被开除出号。

其实乔致庸想让他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也只有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才能培养出优秀商人乔景俨、革命先驱乔映霞、抗日英雄乔惆、户部银行行长贾继英。

因为人才从来都不在学区房中，而在长辈的一言一行、商号的一规一矩，长久的润物细无声中。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877年，横扫北中国的“丁戊奇荒”进入高潮，在这种百年难遇的大灾荒中，农田干旱、蝗虫肆虐、瘟疫流行，华北大地在短短4年间就减少1000万人口。

山西祁县更是重灾区，“光绪三年，人死一半。”

作为祁县有名的大商家，乔致庸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救助灾民的责任。

乔致庸让家里各房都减少用度，以至于一月到头都吃不上几顿肉，但对于搭粥棚救灾，他却只有一个要求：“筷子插上不倒。”

那些常年吃不饱饭的灾民，大灾之年却在乔家粥棚前，吃上了饱饭。

对外人尚且如此，对同村的相亲更是有求必应。

只要有人去乔家大院的“在中堂”，乔致庸总不会让他空着手出门。

谁家有人病了买不起药，乔致庸就会派人去送几两银子，让他治病；有人父母去世却买不起棺材，他又派人送来几十辆银子，让他料理丧事；

甚至有佣人偷家里的东西被抓现形，乔致庸也是一副菩萨心肠：“家里东西多，不差这一件，再说有困难才偷呢，随他去吧。”

在人下时把自己当人，在人上时把别人当人。

手握富可敌国的财富而不骄，始终俭以修身、平以待人，商人做到乔致庸这份上，古往今来也实属难得。

福种琅环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在进入山西太原后，才定下心来，不用再为“身死国灭”而忧虑了。

由“大德兴”改组而来的“大德通”票号总部，被朝廷征用为临时行宫。看到逃难的朝廷日子过得凄凉，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当场保证，要借10万两银子给朝廷。

回到办公室后，他跟大掌柜阎维藩一说，阎大掌柜直夸他做的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贾继英。”

就凭这10万两银子，乔家换来了慈禧御赐的匾额“福种琅环”，还为商号换来了两笔生意：

1、由各省输送朝廷的税款，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当然占大头；

2、庚子赔款连本带利共10亿两白银，也由山西票号经营，乔家又占大头。

随后10年，乔家票号业务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每股的帐期分红，能达到17000两白银，真是撑破了天。

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晚清，乔致庸用一生心血赚来的钱，又有什么用？

国势危亡，行将就木的大清帝国即将走到尽头，乔致庸坐拥2000万两白银的家产，却活的异常艰难。

他的努力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挣扎，他的仁义也是那个时代最后一抹温柔。

最体面的落幕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原本放出的贷款，一夜之间全部化为乌有；而票号又遭遇挤兑，更让乔家的资金链雪上加霜，从此以后，包括乔家在内的晋商元气大伤，只剩苟延残喘而已。

民国混战38年，各家晋商票号纷纷关门歇业。

论家大业大，乔家并不算晋商中最顶级的，而恰恰是乔家的生意，能挺过阎锡山洗劫、冯玉祥摊派、日军抢占。

1949年，“大德通”票号关门歇业；1955年，包头的几家店铺改造为公私合营制，乔家的生意才正式结束。

究其原由，竟是伙计恋旧不肯离去，乡亲帮忙挺过历次劫难。乔家多年行善积德、扶弱济困，竟然得到这样的回报。

如今的一些企业，稍有风吹草动员工就大批辞职，看到乔家的样子，不知是否会汗颜？

乔家以这样的方式，给了辉煌五百年、纵横九万里的晋商，最体面的落幕。

号规遗韵

祁县“土改”时，乔家人全部搬出“乔家大院”，而乔家堡的其他村民，被允许搬到“乔家大院”中享享福。

梦寐以求的豪门宅院就在眼前，什么东西都不用带，进去就能住，这样的场面在全国上演了无数次。

可乔家堡的村民却始终不肯住到“乔家大院”去，工作组的人十分不理解。直到在动员大会上，村民才说出了原因：

“我们世代受乔家的大恩大德，如今乔家蒙难，我们说什么都不能落井下石，做有愧良心的事情。”

乔致庸100年前播下的善种，在这一刻收到了最丰厚的回报。

我号谦慎相传，

以高傲自满、奢华靡丽为深戒。

且勤为黄金之本，谦和乃圣贤之基，

自来成功立业，未有不从谦和勤俭中来者。

我号来此占庄，须以谦和勤奋为根本，

以务将来大成基础，

既不负涉水登山之苦，兼可获公私两益之功。

这是乔致庸为商号拟定的“号规”，也是为商业、商人拟定的职业法则。

在今天不知何为商人体面的时代，150年前的乔致庸早已做出了最美的示范，像一只飞鸟划过我们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