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初年，由于考虑到海上流贼闯盗以及部分残余军阀势力的侵扰，太祖皇帝便下旨实行海禁政策，一方面不准民间百姓私自下海，另一方面也对外国商船的出入境进行了严格控制，总之，在刚刚改朝换代的情况下，休养生息也最好是在国内发展，对于外界不稳定的因素，太祖皇帝也暂时不愿去冒风险。而到了永乐朝，成祖派遣郑和率领宝船舰队“应向寰宇耀国威，教使化外王道垂”，巡礼西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禁政策的影响，但毕竟只是局限于官方，对民间的控制依旧不减。

不过，等到了隆庆帝的时候，许是尝到了海外贸易的甜头，隆庆政府便“年轻”了一会，不去因循守旧，决定开放海关，无论是政府抑或是民间，都可以进行对外贸易，与此同时，对外国商船的控制也放低了不少水准，致使外国商船几乎是一夜之间蜂拥而至，整个大明朝当时的主要海关港口每天都会保持着熙熙攘攘的状态，大量的白银涌入以及各式的瓷器、香料、布匹等货物的运出，都达到了开朝后空前的繁荣，史称“隆庆开关”。

那么，隆庆年间开放海关之后，达到了一种怎样的盛况呢？这么形容吧，当时世界上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拥有老资历的资本主义国家，你都能够在大明朝的海关处看见它们商船的影子。其繁荣程度已经达到了一箭“四雕”的地步。首先，朝廷的库银年年累积增加，那个年代的户部尚书可就成香饽饽了；其次，民间贸易渠道被打通，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其三，对于外国商船而言，中国特有的商品带回本国后简直是供不应求，对于来华的外国商客而言又能捞回满满的一桶金；其四，当时海上依旧有海盗的身影，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海盗头子郑芝龙，而在贸易开通后，这批海盗也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因此，开放海禁简直就是福泽万方的一件事情。

据统计，自隆庆开关之后，随着贸易的不断进行和扩大，到崇祯年间，从海外流通入明朝的白银货币总额已高达三亿多两，占据了全球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这其中还不能包括非正常渠道所流入的，比如走私和海盗抢劫。而对于这些大批量流入的资金，无疑是为明王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即使万历帝四十多年不上朝，但在其当政期间，明王朝先后取得了宁夏、朝鲜以及播州战役的胜利，巩固了明王朝在东南亚的地位。而由于白银的积累和使用，中国的工商业又有了大幅度的发展，更加刺激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而从文化方面来说，万历年间，不仅百姓过得较为无拘无束（比如到达另外一个乡镇都已经不需要再出示证明凭证了，也就是相当于没身份证也能到处跑），甚至在京城中出现裸奔的现象，在大众看来，也不是什么怪事。因此，经济的发展真真是为明王朝延续了更长的生命力。

但是，哪怕是如此大批量的白银涌入，明王朝的资本主义却也只是停留在萌芽阶段，并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进一步的发展，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首先，从政府层面上来讲，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贸易中最为看重的就是货币问题，明王朝规定，但凡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贩，都必须以白银充作流通货币。对于这种要求我们也很好理解，毕竟金属货币的流通价值很高。但问题是，金属货币本身并不存在价值层面的考量，因此，当大量的白银涌入后，政府并没有将其用来换做创新技术，反倒是采取了囤积政策。说白了，朝廷对于西方贸易的货物其实并不感兴趣，真正看重的也只是白银本身。

其次，从民间角度上看，大批量的白银却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这些腰缠万贯的人却并没有将其投资进工厂，反倒是不断的收购土地，成为了一方地主土豪。也就是说，民间基本上讲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全投在了小农经济上。当然了，这一点也与中国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发展有关，毕竟当时大部分的人对于土地的热忱之心依旧不减，很难更改掉这一习惯。

其三，也就是最为致命的一点。朝廷规定将白银充作流通货币，就相当于变相将对货币的控制权交予到了外国客商的手中。而初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大量货币的囤积，很容易导致当地物价的膨胀，这就致使外国客商在采购的时候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民间百姓在选购商品时就会被不断提升的物价所害。要知道，大批量的白银落在百姓手中的并不多，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开关之后，民间走私现象依旧不曾减少的原因之一。

因此，综上几点来说，明朝的白银储备量虽多，但是却并没有将其投入新的发展方向中。而随着后期的逐渐没落，战争又成了这些白银的主要消耗途径。受到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人们对于土地的热情并没有发生过太大的改变，而少数懂得从事工商业的人却又只是昙花一现，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不能作出多大的改善。加之资金全部被地主以及朝廷所垄断，哄抬的物价对于百姓又是致命的问题，因此，迫于生计，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去走私，抑或是直接忍无可忍的揭竿而起，反倒是危害了明朝的社会稳定。(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