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酒桌上和此人决裂，此人：我的东西是给40年后的中国人看的

1927年，当萧瑟的秋风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林语堂却辞去了自己在北京的所有教职，携带家人定居上海，以写作维持生计，不过此时的林语堂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么年轻气盛了，他开始由一名激烈的社会评论家转变为一位提倡幽默，喜欢探讨人生哲理的显示文人，难道林语堂是对残酷的现实妥协了吗？他此后将不会再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了吗？

都不是，林语堂之所以要做一个闲适文人，是因为他觉得中国人在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同时，更应该从民族性格上做出改变，在他看来，中国人一直都显得刻板，固执，不懂幽默，体味不到生命中的愉悦感，而这样的中国人，即便真正掌握了自由与民主，也未必能够幸福起来，因为这个民族是一个不会笑的民族，也是一个内心深处严重缺乏幽默感的民族，所以林语堂辞去教职，下定决心做一个靠写文章赚钱的，显示文人的真正目的就是，他要用幽默来滋润国民。

林语堂的这一选择马上就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甚至有人直接当着林语堂的面儿斥责他，他的好友鲁迅更是对他的转变表示出了十分的不满。

1929年8月29日，林语堂夫妇和几位上海文艺界的好友应郁达夫的邀请，前往南波酒楼吃饭，当时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因为版税问题产生了纠纷，作为调解人的郁达夫便请了林玉堂等朋友前往活跃气氛，却没料到这顿饭竟成为了林语堂与鲁迅正式决裂的导火索。

那天就过三巡之后，林语堂和其他的几位好友聊天聊到了鲁迅的学生张友松，由于张友松曾经对林语堂和鲁迅说过，自己想开办一家书店，并要以李晓峰为戒，绝不拖欠作者稿费，所以，林语堂一提起张友松之后，李晓峰和鲁迅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满之色，等到大家在喝了几杯酒之后，听到林语堂还在跟别人谈论张友松的鲁迅，立马忍不住了，直接起来对着林语堂大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说完还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震的桌上的酒都洒了出来，莫名其妙被鲁迅斥责的林语堂也站起来大声喊道，分明是你神经过敏，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个意思呢？结果林语堂和鲁迅越吵越凶，所幸最后还是被朋友们给劝回去了，原本还气氛热烈的酒宴就此不欢而散。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鲁迅就正式宣布与林语堂决裂了，但是林语堂反倒在内心深处认为这是朋友的爱之深责之切，1935年4月20日，鲁迅在《太白》上发表的《天生蛮性》一文，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三小九，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当时郑孝绪是伪满洲国的总理，鲁迅直接将林语堂和郑晓旭相提并论，就是想表示他对林语堂的鄙夷之情，因为双方政治观念存在严重分歧，双方的文学立场也是泾渭分明鲁迅，已经不把林语堂当做朋友看待了，林语堂的名字也从鲁迅日记里完全消失了。

别人不理解自己也罢了，可是连好友鲁迅也这样讽刺他，这让林语堂黯然失落了好一阵子，不过林语堂很快就释怀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只是别人看不明白而已，正如明代大才子唐伯虎所说的那样，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所以在面对别人的批评之时，内心十分淡定的林语堂并没有反驳他，只是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我的东西确实不合时宜，我的东西是给40年以后的中国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