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海璐主演的电视剧《楼外楼》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北洋总理黄郛来到杭州，“楼外楼”通过关系筹备接风宴，黄郛胃口大开，对菜品赞不绝口，并立时解决了“楼外楼”的困境。戏中的黄郛，其实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民国走马灯一般更换的32位总理之一。他是绍兴人，曾在天津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年，旧居位于原民主道3号。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上虞百官镇人。幼时家贫，父亲早逝，24岁时以头名成绩考入浙江武备学堂，一年后被选派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成为当年八千名留日学生中的一员。 在日期间，黄郛加入同盟会，结识了蒋介石、张群等人。1910年毕业回国，在朝廷军事官报局任职。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主持光复上海，黄郛和蒋介石分别从北京和东京赶到上海帮助陈其美，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陈其美是大哥，黄郛是二哥，蒋介石是三弟，三人相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蒋介石还把这句誓言刻在两柄宝剑上送给两位义兄。

在上海，黄郛结识了自己的终身伴侣沈亦云。沈亦云本名沈性真，嘉兴人，父亲是前清举人。1906年，天津女师学堂监督傅增湘到上海招生，13岁的沈亦云随外祖父送八姨葛敬诚到上海报名，却被意外录取，于是便从上海坐海船经过几千里海路，去了天津，与刘清扬、邓颖超、凌叔华、许广平等人成了校友。 辛亥革命时，沈亦云和八姨葛敬诚等北洋女师同学，到上海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沈亦云去都督府办事，接待她的正是都督府参谋部长黄郛。黄郛31岁，沈亦云18岁，两个浙江人一见钟情，一年后，黄郛与老家的原配夫人离婚，与沈亦云在上海结婚。沈亦云不喜欢上海，这对新人北上到天津，租了三间平房住下来。 “二次革命”失败后，黄郛遭袁世凯通缉逃亡日本，经南洋赴美国，到1915年底回国，再次把家安在了天津。因为时局不稳，一家人不得不在租界内找房子，选定意租界两楼两底半独立的小洋房（民主道3号），门前有空地，后面有厨房，有自来水浴室，楼上有两间小房，月租70元，几件旧家具也从上海搬到天津。因为他家距老龙头火车站很近，南来北往的老朋友路过天津时常去看他们，吃顿便饭或住一夜。所以房子里总是很热闹，有时连客厅餐桌上也睡着客人。

根据在国外的考察见闻，黄郛写出了《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两本书；还结交了当时叱咤风云的张绍曾、冯玉祥。1918年徐世昌任北洋政府总统，黄郛因代徐世昌起草《战后中国》一书，而被任命为中国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赴美考察，回国后被北洋政府聘为顾问，同中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华盛顿会议。 1923年2月黄郛入张绍曾内阁，任外交总长。此时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控制了北洋政府，将溥仪逐出紫禁城，黄郛组成摄政内阁，代理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全力顶峰。没过几天，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重回津门。 20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郛任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再次回到北方，已是1933年，受蒋介石之邀，黄郛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万难时局之下，与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开始停战谈判，签订了《塘沽协定》，导致华北门户洞开，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但同时也让日军撤出了长城以外，华北局面暂时安稳下来。

《塘沽协定》表面上是何应钦和日本梅津二人签字的，实际上是黄郛受命蒋介石主持交涉的。关于这一停战协定，离华北越远的地方，比如广东，就越反对和谈；而华北则因切身利害而多能正视这一协定，毕竟战火推迟了四年，虽然中日最后不能免于一战，但中国需要争取时间。 黄郛犯了众怒，被迫辞职。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就这件事采访黄郛，黄郛说出苦衷：“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蒋介石评价黄郛：“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 1935年，黄郛与夫人沈亦云避入浙江湖州德清莫干山，在山里读书学佛，修建白云山馆，创办莫干山小学推行公益，发行《复兴月刊》，以“耕读并重、勤俭忠慎”为宗旨，谋求乡村改良。一年后，黄郛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