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埃及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现代小说的最杰出代表，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年)“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1]将阿拉伯现代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世界的高峰。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马哈福兹不断实践着对小说叙事形式的探索和创新。他的作品，思想内涵博大，叙事模式多样。家族小说就是他多元化叙事模式中的一种。本文拟就从其家族小说的代表《三部曲》和《平民史诗》的对比分析来探究其家族小说叙事特征的演变。

从文本的表层叙述上看，《三部曲》和《平民史诗》都属于家族小说——按照时间顺序，描写一家几代人在不同时期的生活。《三部曲》主要通过中等商人艾哈迈德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矛盾和冲突展现了1917年至1944年间埃及的社会历史现实。同样，《平民史诗》从纵向的时间来看，主要讲述了纳基(阿拉伯语“得救的人”)阿舒尔一家十一代人的历史沉浮以及他们所在街区200多年的漫长历史。然而，同样属于家族小说，其叙事的特征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从外在故事的叙述来看，《三部曲》是历史的、写实的，而《平民史诗》则是传奇的、神话的;从内在结构形式上来说，《三部曲》是线性的、发展的，而《平民史诗》是环形的、重复的;从总体的叙事形式来说，《三部曲》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成就的一部光辉巨著，《平民史诗》则是阿拉伯传统叙述形式与现代主义叙述形式的完美联姻而产生的一部伟大的平民传奇。通过这两部作品叙事特征的比较分析来探究马哈福兹搁笔前后小说叙事形式的转变，这将有助于我们对马哈福兹叙事特征的整体把握，以此更好的解读马氏作品。

一、从外在故事的叙述来看

毫无疑问，“小说的基本面即故事”[2]。在传统的小说作家那里，故事是在连续的时间中发生的。这一特点特别表现在一系列家族小说中，“人物们出生成长直至死亡;人物性格在发展变化甚至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动(如小说《福尔赛世家》、《战争与和平》等)，或展现一个家族的连环发展的盛衰兴亡史(如《布登勃洛克一家》。”[3]这是韦勒克在评述传统的叙述体时所说的一段话。无独有偶，马哈福兹在谈到《三部曲》的创作时也曾说道“这期间，我开始读到几部伟大的家世小说，如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在某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已经有把握写这部小说了。”[4](P189)在这样的写作动机诱引下，《三部曲》成了作者表达面前现实，描述社会表象，涉及各种关系的外在工具。在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中百分之九十的人物都是按照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塑造的……他们体现了我的许多思想和念头……我写的人物在我生活的不同阶段都出现过”。[4](P190)从文本的故事叙述上，《三部曲》历史性地为我们展现了艾哈迈德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变化，清楚明了地展现了1911年到1944年间埃及社会的历史现实。艾哈迈德作为一个可敬可畏的父亲，他是一个“统治者”，统治着妻子儿女;在外又是一个花天酒地、谈笑风生的商人。然而1919年革命却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二儿子法赫米在示威游行中壮烈牺牲。他的小儿子是个关心国家大事的爱国者，被朋友们戏称为华夫德党(主张埃及独立)的代表。而第三代的蒙伊姆和艾哈迈德为了表示对英国人长期占领埃及的不满，他们一个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力图通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实现教律治国的理想，一个加入了共产党，力图通过启发群众觉醒来承担历史责任。《三部曲》真实地反映了埃及几代人的生活境况和生存困境，通过世代在时代中的变迁，真实再现了埃及特定时期的历史，以简单的家族故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内容。

《平民史诗》虽然也是以家族(纳基)的发展史为基本的故事骨架，但是在这部作品里，我们却很难将它与具体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因为作者已经给现实生活的素材穿上了传奇的神秘外衣，将现实主义写实的特点捣碎糅合在了神秘、象征化的传奇性的虚构之中，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民间神话或传奇故事之中。小说一开始的环境描写就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诡秘、传奇的世界：在黎明时分的富有情趣的黑暗中，在生死之间的通道上，在不眠的繁星俯瞰之下，欢乐神秘的歌声隐约可闻，吟唱着我们这条街的遭遇和欢乐。[5]下面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就像一个睿智的先知在向一群信徒布道一样，又像一位耄耋老人在向一群稚童讲神话故事一样，因此整个家族故事的叙述就在一种庄严的布道与神秘的故事氛围中展开了。纳基家族的故事是从神奇的阿舒尔·阿卜杜拉开始的，他是眼睛虽瞎内心却无比虔诚的谢赫在靠近墓地的地方捡来的弃儿，他的身世无从知晓，但是他却像亚当一样会受到女人的诱惑，他又像诺亚一样从毁灭性的瘟疫中幸存下来。伟大的纳基家族的历史就是从阿舒尔在瘟疫过后返回街区开始的。阿舒尔将巴纳的财产用于平民的生活，开创了平民的历史和时代。这是一个关于开创者的传奇。然而，许多年过去了，随着他的几代后人的出生，阿舒尔·纳基的传奇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神话。他的家族经历了十一代人的兴衰，他开创的平民事业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衰败——复兴的过程。他的后人在他开创的纳基平民事业的光环下，有的为平民事业所激励，想恢复纳基时代，但又经受不了外界的譬如酒色、金钱、权力的诱惑而使阿舒尔的平民事业慢慢地变质;有的后人甚至无视这一家族的荣耀，而屈从于外部世界。同时，在这个平民的传奇中，我们既能看到先进社会的商业经济、休闲娱乐场所和警察制度，又能看到原始的工作方式、首领制度和部落式的战争，这是一个掺杂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传奇故事，各种不确定性神秘因素贯穿全篇(如阿舒尔的神秘失踪、贾拉勒的突然隐居等)，在这个故事中唯一确定的是纳基家族的不断繁衍。在作者的笔下，随着纳基家族的兴衰复兴史的完成，一个传奇或神话的叙述也就完成了。

二、从内在结构形式上来看

毫无疑问，从叙述的纵向度上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讲述的家族史，属于单线发展。然而当我们打碎时间这一纬度，深入到文本的内部进行横向分析时就会发现在情节发展的结构和人物的性格发展结构上，《三部曲》是线性的、发展的，而《平民史诗》是环形的、重复的。从情节的发展上来说，《三部曲》紧紧围绕着埃及革命这一中心线索，经历了选择性支持——完全支持——支持并献身的历程。在《三部曲》中第一代人(艾哈迈德)作为一个传统的埃及父亲，他从内心深处支持革命，然而当革命威胁到他的家人时，他又会变得优柔寡断甚至后退。到了第二代人(凯马勒)那里，他时时处处关心国家大事，并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对于埃及的独立，他是完全赞同的，但这仅限于思想上的思考。当了第三代那里，他们亲自拿起武器，为了革命不惜牺牲生命。三部曲展现了三代人在40余年的社会生活中所经历的不同的社会历史事件，展现了个人不同的生活经验，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埃及为争取民族独立所经历的艰难的历史进程，它是线性的，发展的。而《平民史诗》则是紧紧围绕着纳基家族的“平民事业”这一中心议题，展现了纳基家族史十一代人为了“平民事业”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小说的情节经历了事业创建——事业衰落——事业复兴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有到无，在从无到有的循坏过程。在人物性格发展上，《三部曲》继承了传统小说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特点，以某一中心人物的经历为线索完成了人物性格成长史的叙述。艾哈迈德原来是一个保守和传统的伊斯兰家长，他对子女不苟言笑，容不得子女的异议，他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外出，哪怕是回娘家或去清真寺祈祷。然而，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和二儿子的死亡，给他的生活以极大的冲击力，他开始变得衰弱和妥协，他虽然不同意小儿子报考文学，但最终也没有反对;他也开始允许自己的妻子外出祈祷，也允许出嫁的女儿想回娘家时便回娘家。法米勒同样也在4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从孩童到青年到成年的过程。《平民史诗》同样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物形象，然而，在总体的人物群像中，我们往往可以在下一代的人物身上看到其父辈或祖辈的影子。从外貌上来说，只要有纳基精神的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带有阿舒尔·纳基、舍姆苏·丁和苏莱曼的气质。因为这三者是纳基家族“平民事业”的创建者和发展者，他们延续了受人敬仰的崇高理想。在《平民史诗》中人物的塑造紧紧地扣住了纳基家族兴衰的历史。十一代人中，有三个阿舒尔，三个舍姆苏·丁，两个贾拉勒，两个萨马哈。而其中以先祖阿舒尔——舍姆苏·丁的发展顺序与纳基家族复兴的舍姆苏·丁——阿舒尔形成了一个环形的循环结构，完成了纳基家族人物的塑造。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妓女形象在《平民史诗》中得到无限的循环发展。先祖阿舒尔来历不明，致使人们产生怀疑。其后阿舒尔又休掉发妻与酒馆女结合开始了真正的纳基家族，此后的每一代人都不能脱掉与妓女的关系，他们或者与妓女结婚，或者被妓女迷惑如舍姆苏·丁。或者是妓女的后代，或者自己当了妓女(如祖海莱)。总之，《三部曲》以其发展的开放的结构形式完成了艾哈迈德家族故事的叙述；而《平民史诗》则通过其无限循环的环形结构成就了一个平民事业的传奇和神话。

三、从总体的叙事形式来说

瑞典文学院给马哈福兹的获奖评语中如此写道“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1]毫无疑问，就如同马哈福兹在写作三部曲以前所读的诸如《福尔赛世家》、《战争与和平》等家族小说一样，《三部曲》也将以其宏大的结构、精细的人物刻画、对时代本质的深刻把握而列入现实主义伟大巨著的行列。在阿拉伯文学中，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实际上直到20世纪才出现。在埃及，“新的文艺欣赏标准最好的代表是穆哈默德·侯赛因·海卡尔1910年在巴黎时写成的《宰乃白》……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埃及小说。”，[6]但这部小说发表是在1914年，而这个时间，西方已经开始了现代主义的浪潮。虽然如此，埃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却给了现实主义文学以充分的发展土壤，“我面前的现实，其表象尚未得到描述，各种关系也未有人涉及，我怎么能超越现实呢?”[4]在这样的创作动机驱动下，马哈福兹开始了“主要目的是评论埃及社会，促使它变化与发展的”[4]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作品采用精细的现实手法，通过缜密的结构安排，运用出色的表现手法(如对比、细节、心理)成功的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埃及社会风云变幻这一典型环境，同时又成功的塑造了新与旧三代典型的人物形象(如有双重人格的专制家长艾哈迈德、典型的伊斯兰贤妻良母艾米那、多愁善感自命清高博览群书但又找不到确切生活方向的凯马勒等)。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在刻画人物时所运用的娴熟的心理描写已经开始了从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到意识流的过渡。特别是在第二部《思慕宫》中，作者对凯马勒早上醒来后对异性思慕的一段心理描写用了整整五页纸，读来就仿佛置身于那个凯马勒思慕的女孩旁边，亲身体味着她的美一样。而在运用心理描写的同时，作者有意无意的已经开始了叙述视角的自由转换。《三部曲》是马哈福兹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同时也是阿拉伯现实主义的一座丰碑，迄今为止，还无人能及。作者本人也曾因为《三部曲》而被法国东方学者马尔丁称为“东方的歌德”。如果说《平民史诗》的精神实质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话，那么从它的叙事方式上来说，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差甚远了。首先，《平民史诗》采用了阿拉伯传统的马卡梅叙述形式和民间传奇故事的叙述形式，以一个说书人讲述故事的形式展开，然而说书人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故事讲述人又常常加入一些评论和讽喻，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同时又常常留有一定的空隙供读者思考，达到与读者的互动。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先用一段神秘的景物起头，通过歌声来引出“我们这条街的遭遇和欢乐”——什么样的遭遇和欢乐呢?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就这样开始讲述了。在故事的框架中，又以每一个主要人物作为章节的名字，每一个章节又讲述着不同的故事内容。这是作者探索小说的民族形式的一个重要叙述方式。其次，《平民史诗》在阿拉伯传统叙述形式的框架下，添加进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使作品的象征、寓言、魔幻色彩增强。其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在作品中随处可见。无论是人物、景物还是事件都笼罩在深刻的象征寓意之中。首先题目名称就寓意深刻，这是一部关于平民的史诗，也是作者借平民的传奇历史来阐发自己关于公正、统治、自由与幸福的工具。人物的名称也寓意深刻，小说中的家族名称纳基在阿拉伯语中是“得救的人”之意。家族事业的创立者名叫阿舒尔，而家族事业的复兴者也名为阿舒尔，象征着平民精神的失而复得。老阿舒尔携妻进入深山躲避瘟疫就如同诺亚躲避洪水一样，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贾拉勒的隐居和小阿舒尔在思考先辈们为何失去平民精神时的冥想又与先知穆哈默德得到神启有一定的暗合。修道院是全篇发展的重要线索。老阿舒尔是其养父在修道院附近捡来的。其后，每当纳基家族发生重大事件或人物要作重要决定时，修道院成了他们必去的地方。修道院像一位长生的先知一样见证了纳基家族的兴衰复兴史，他透视着人世间，洞悉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同时，他又像一座精神的雕像一样，屹立不倒，传达着真主的旨意，给予纳基家族和平民们精神的力量，指引着他们去实现公正、自由、幸福。而宣礼塔则象征着修道院的敌对方，它带来的是贫穷、混乱、堕落、阴暗，是罪恶的象征。除此以外，《平民史诗》还带有现代主义小说的多声部特色。小说看似一个被讲述的故事，因此故事讲述人就成了小说的叙述者，但同时叙述者又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他无所不知，包括人物的心理活动。但同时他又常常变换角色，作为故事讲述人，时不时地加入自己对人物或事件的评论。在第一章中，当阿舒尔与达尔维什的差异越来越大时，叙述者就变成了读者发出感慨：“我的主啊，你为什么要让这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呢?”[5]在第三章中第四十四和四十五节中，当赫德尔和其嫂子里德瓦纳面临着结不结婚这一矛盾时，叙述者又突然变成了评论者，冷静地分析着形势“假如有什么事情可以长此以往，那为什么还会有四季相连呢……等待即灾患。在等待中，精神毁灭了；在等待中，时光死亡了。未来依靠着清晰的前提，同时忍受着各种矛盾的结局，让忧愁者干完不安的酒吧。”[5]作者依靠如此多样的叙述形式，将我们带进了一个真实而又虚构的审美世界中。

四、家族小说叙事形式演变的特征

马哈福兹曾如是说“《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平民史诗》是我偏爱的几部作品”。[4]其中《三部曲》是马哈福兹1952年中断写作以前最后的一部作品，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他前半期的代表作之一。而《平民史诗》则是他搁笔五年以后，采用“新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众多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两部作品都采用作者钟爱的家族小说叙事模式，然而叙事特征却有着很大的不同。通过《三部曲》与《平民史诗》叙事特征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哈福兹搁笔前后其家族小说叙事形式转变的式微，得出如下的认识：

(一)马哈福兹的家族小说创作由通过叙述故事来展现历史转变为通过叙述历史来展现个人体验

为了促使埃及的独立、社会的变化与发展，马哈福兹以小说作为武器，来批判与揭露社会的黑暗，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前期进行的家族小说创作是他有意地通过故事的叙述来达到与历史的重合，通过小说对于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困惑与人物的展示，来描写史学家们不去写的那部分历史，是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文学化的讲述。因此他的《三部曲》也被誉为“杰出的社会历史学的文献”。到了后期的创作，《平民史诗》主要靠想象力对一段平民传奇历史的展现来表达作者对于宗教、苏菲主义和人类斗争哲学的思考。到了后期的创作，如作者自己所说，“所有作品中，故事都发生在过去，而不是当代”，[4]历史在《平民史诗》中成了被叙述的对象，成了一种表达个人经验的叙事策略。

(二)马哈福兹的家族小说创作由国家话语转变为个人话语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得知，特殊的社会时代使得马哈福兹《三部曲》的创作与他的国家、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小说要求能特别感觉到话语身上那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具体性和相对性，也就是语言同历史进程和社会斗争的紧密关系”，[7]他的叙事话语是国家话语或民族话语的一部分。对于国家民族独立的渴望，使他用叙事来参与政治的、历史的活动来完成他对于国家话语的配合。随着国家的独立，现实却更加的荒谬，可怕，他不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对于国家话语的配合似乎变得无意义起来，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叙事的冲动使得他再拿起笔时“一反往常，没有探讨具体的社会问题，而表达了一种总体上的人类宇宙观”，[4]《平民史诗》就是对这种人类宇宙观的观照，是他站在人类的高度上通过叙事艺术表达的个人话语。

(三)马哈福兹的家族小说创作由对西方传统叙事形式的运用转变为对阿拉伯虚构叙事形式的继承和探索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马哈福兹在写三部曲以前就已经大量的阅读过西方“家族小说”的几部经典，“他坚持巴尔扎克式的写法，因为他坚信`文学最恰当的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他认为这种方法符合他的生活经历，能够表达他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他曾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应该模仿欧洲小说的写法，世界上只有西方小说的形式是神圣的，正确的'”。[8]当指导他创作的思想都以西方叙事形式为主时，那么他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也就是对西方传统叙事形式的运用了。然而，急剧变化的社会使他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产生了质的变化时，他再提起笔，就不会“像以往那样刻意描写细节，而是更接近象征文学”。然而当作者以更加成熟的手法来写作时，对于本民族传统的重新认识又使得作者在创作上开始了阿拉伯文学民族形式的探索。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古兰经》的故事叙述方式，在形象的应用、文体、与语言方面都颇具现代小说艺术的风格”。[4]这是作者由对西方传统叙事形式的模仿到创新民族形式的回归。

以上我们分析了马哈福兹家族小说的代表《三部曲》和《平民史诗》叙事特征的不同，初步探讨了马哈福兹家族小说叙事形式演变的特点。鉴于马哈福兹叙事手法的多样性，叙事模式的多元化，有关他的叙事艺术，仍有巨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探讨。从最初的对西方传统叙事形式的运用转变为对阿拉伯虚构叙事形式的继承和探索，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马哈福兹不断实践着对小说叙事形式的探索和创新，因此，对他的叙事形式的探讨将极大的有助于我们对马哈福兹的全面解读。

参考文献：

[1]堵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暨演讲文库[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

[2][英]佛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3][美]勒内·韦勒克，等；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埃及]马哈福兹；薛庆国译.自传的回声[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5][埃及]马哈福兹.李唯中，等译.平民史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6][埃及]邵武基·戴伊夫；李振中译.阿拉伯埃及近代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7]巴赫金；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李琛.论纳·马哈福兹小说形式的演变[J].外国文学，1989.

作者：黄丽

原载《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