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的政治文化中，人神关系并没有彻底分裂，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平衡的关系。

这种平衡并不那么容易保持，要么是神占上风，也基本上是殷商以前的时期，在西方来说就是文艺复兴前的时期；要么是近代科学发展以后产生的世俗文化。中国走的是另外一路，既不消解神性，只是把它放到小传统中，又发展了世俗性，这是前面所讲到的大传统。具有一种超越的理性价值。

这一超越的理性，在流传千古的《诗经》中，有着丰富的展示，在《雅》《颂》两节中，有大量的篇幅呈现关于天命的描述，不胜枚举，读过《诗经》的朋友应该有所涉猎，这里就不细说了。

在上古时期，科技不发达，自然因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诗经》中反映出的大量人们面对自然，特别是灾害的时候所产生的焦虑。诗句中充满着怀疑、抱怨和愤恨的情绪，对象就是“皇天”。这就体现出作为统治阶级天命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内在矛盾，同时又对王朝更替和历史转移给出了合理解释，即“不能顺天应人”，天命的转移就是以民意为基础，出于保民佑民的动机。可是仍然不能解释大多数受苦受难是普通民众的这一矛盾的历史事实。在信仰上造成了困惑，天的道德化形象受到质疑和损害。这是在政治实践中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内在矛盾在公认制度比较先进的西方社会也造成了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小范围小群体的平衡不能成为范式，是特例，无法扩大，不能利益全人类。

从这个角度来看，《诗经》中对天的怀疑、怨恨，在中原文华中逐步破除了迷信，体现出“实践理性”的一副面孔，很注意从实践生活中来检验理论，同时又能以比较理性的态度去应对。

这样的态度和精神，一开始就被儒家继承下来，形成了批判精神的起源。那个时候，知识、观念、科学技术都处于比较早期的状态，并不能很快地为这种批判精神提供成长的养分，因此苛责儒家不具有现在人才有的激烈的批判精神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这种精神一直潜藏在以儒家精神为灵魂的中华文明之中，等待着凤凰涅槃重生的时刻。

继承这种文化，并不是那么顺利并舒服的事情，几千年中，备受拷问，并将继续被拷问下去。

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