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密杀令一直以其隐秘、恐怖、无情而令世人震惊。随着一些历史事件逐步解密，有关军统执行“密杀令”的真相浮出水面。蒋介石一生对戴笠发出上千次“密杀令”，要求军统处理民族败类、日本军官以及他的政敌。

针对汉奸的“密杀令”

“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与此同时，军统上海区特工秘密行动，接连杀掉了多位大汉奸，鼓舞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士气。

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在北伐战争期间支持孙传芳，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后来他依附于日本人，投敌当上伪上海市长。蒋介石严令戴笠将傅筱庵暗杀。军统利用傅筱庵的厨师对他当汉奸的不满情绪，经过周密策划，令厨师将傅筱庵用菜刀砍死，这位厨师杀掉傅筱庵后，在军统上海特工掩护下，逃往重庆，由军统发给奖金。另一位汉奸何缵出任杭州市市长，也被军统特工击毙。

而军统在天津组建锄奸团，多次在沦陷区内开展锄奸行动，给日伪人员震动很大。比如将天津大盐商、商会会长、甘心出任伪职的王竹林击毙于法租界丰泽园门前，后来锄奸团又在大光明电影院把正看电影的大汉奸程锡庚杀死。天津沦陷后，中原公司生意兴隆，经常有日伪组织各种游艺歌舞，宣扬“大东亚圣战”且粉饰升平。锄奸团为了打击日伪气焰，于1940年8月27日夜将公司大楼爆破炸毁。爆炸后引起的大火，将大楼烧成灰烬。

杨杏佛早年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是老牌国民党员。1933年时，出于对蒋介石的施政行为不满，他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他揭露蒋介石的专制，到处发表演讲，惹怒了蒋介石。蒋介石召见戴笠，命令他杀一儆百。起初，戴笠拟定的名单中有蔡元培、鲁迅等人。经过分析，只有杀杨杏佛可能起到震慑作用，经报批准后，戴笠亲自指挥了这次暗杀活动。

这次暗杀是政治性秘密暗杀，蒋介石一再叮嘱绝对不许暴露。因而戴笠除了精心策划之外，还特别规定，所有参加暗杀行动的杀手都要“不成功便成仁”，面临被捕时必须自杀，绝对不得泄露此次行动的秘密。1933年6月18日，他们利用杨杏佛出门锻炼的机会，当场将杨杏佛暗杀。过得诚是其中一个杀手，逃离现场时，跑错了方向，结果被租界的巡捕围住了，绝望之际只好拔枪自杀，但是子弹打偏了，他只是昏死过去。租界的巡捕急忙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希望从他口中掏出事实真相。戴笠闻讯后，担心过得诚交代罪行，必然使蒋介石的形象受到影响，立即通过内线将过得诚毒死了。戴笠所以采取这样非常手段，也出于他个人声誉的考虑。事后，戴笠不忘过得诚，立碑纪念，让部下效仿他。

清除日军高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指示各外勤区、站迅速布置潜伏特务，应对沦陷区的情报工作。抗战时期，蒋介石布置给军统局的暗杀令，大半是清除分裂势力与日本侵略军的高官。1940年至1941年军统就在上海制裁了二百多人，有日本派遣军的高官、汪伪政权的官吏与特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

军统除了定点清除大汉奸外，主要将锄奸目标锁定危及自身安全的汪精卫“76号”特务组织。1939年秋，军统在戴笠亲自布置下，将上海青帮“道”字辈老大季云卿等13名汉奸处死。季云卿不仅在青帮是辈分较高，而且与“76号”关系密切。“76号”的吴世宝、警卫大队长张鲁等都是季云卿介绍下加入这个特务组织的。而“76号”首脑人物丁默邨、副主任李士群、唐惠民等人又都是季云卿的徒弟。因而季云卿的被杀，确实令“76号”惶恐不安，起到了威慑作用。

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是挨枪手刺杀最多的高官。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汪精卫遭到民国著名杀手王亚樵派出的孙凤鸣的枪击；汪精卫夫妇公开投日后，蒋介石让戴笠派出陈恭澍率人，三番两次地执行最高规格的“密杀令”。

而日本为了灭亡中国，制定出“以华制华”与“分而治之”的方针，侵略一个地方，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华北各地“维持会”遍地开花。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南京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权，成为蒋介石眼中钉、肉中刺。他几次让戴笠派特工，潜入南京或北平，去制裁这些铁杆汉奸，结果因阴错阳差而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