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石先生（F·Strauss）自述，译者徐有威，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副主任。上海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季我努学社顾问。

被土匪绑架的村民

在从武冈到洪江约80英里的旅途中,一场打劫立即开始了!有人扯下了我的领带,夺下了我的领口饰钮,很显然他认为那钮扣是黄金做成的。另有二三个土匪不停地搜查我的上衣口袋,看看是否有值钱的东西或武器。他们不理解我们传教士在旅途中是不带任何武器的。其他的旅客也失去了他们所有的随身物品,土匪们留给我们年轻的随从一些必须的衣服。虽然我向匪首出示了我的名片,说明我们只是传教士,只是尽力为人民和国家做些事情。我听到尖刻的回答是—“我们也做善事”。

在华传教士

当匪首看见我和我的同伴时,他命令将我们也关人同一茅屋中。我乞求让我呆在外面,他答应了我这一要求。不一会儿,匪首命令两个年纪约十四五岁的年轻土匪(土匪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档年龄,这也是最危险的一批人)解下包裹上的绳子,用它捆绑住我和我的同伴。我们的上臂和手腕都被绳子朝后绑得紧紧的。我们服从命令,沿着一条狭窄的山径朝山上走去。土匪们一手牵着绑着我们的绳子,一手举着足有2.5英尺长的刀,逼着我们上山,嘴里还威胁着—“你们这些洋魔鬼,要么付给我们12万元钱(约值1.2万英镑),要么我们把你们剁成碎片。”这是土匪惯用的最残酷的杀人手段,他们将人从脚到头切成碎片。

约过了3周,我时常策划着逃跑的可能性。一个周六的晚上,逃跑的时机似乎到了。我无声无息地爬到了茅屋的外面,我认为那条公路通向洪江。然而却被土匪发现了，但并没有受到惩罚。在我企图逃跑后不久,我们又改变了住所。我被带到了远离居民区的边缘地区。土匪们显然盘算着,如果他们要达到他们的目的,那么他们得囚禁我好长一段时间。迄今为止我们所住的茅屋中都铺有稻草,我们现在住着的山脊上的茅屋还铺有树皮和草叶。据称在此山脊上住着大大小小的土匪,他们的人数达三四千之多。

但是在12月23日早上九点之间,附近的另一帮土匪的匪首兴奋地走进了我的茅屋,他叫出了我的名字,并让我马上跟他走。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曾躺在法国索姆河的炮火中,也曾身处比利时的

伊普尔那极其危险的地方,我还参加了在俄国、塞尔维亚和意大利的战争,那时生命遭受着极大

的威胁和痛苦,以至于精神濒临崩溃。但那天早上当那匪首让我跟他走时,我还从未有过那样的

恐惧!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的末日到了,土匪们将要煮食我的耳朵了,这是他们80天来一直威

胁的。我试着轻声问了一下那个匪首,他将把我带到那里去。他兴奋地告诉我说只要跟他走

—我自由了!

黑龙江土匪绑架美国人

我多次听中国人说过—“兵即匪,匪即兵”,就像这样说的,不但有士兵变成土匪,而且也有整股匪帮改编成士兵的。那四五千土匪中已有二千人与张将军达成了一个协议,招募他们进人他的部队中。张将军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我必须获释。对于这二千名土匪而言,要满足这个条件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不在这股匪帮手中,而是另一股二三千土匪的俘虏,后者还坚持他们的要求—钱或生命。最近这两股匪帮进行了谈判—当然,我对此一无所知—那股想使自己改编成士兵的土匪同意为我支付赎金,数量为80万铜钱(约值40英镑)。这笔小数目由一股土匪支付给另一股土匪,而使我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