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与山西的缘分

五年前，当北京正在为拆掉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而弄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时，山西大同却悄悄地落成一座梁思成纪念馆。这座纪念馆没有出现在他拼死保护的古都北京，也没有出现在他的祖籍广东，却坐落在塞外古城大同。持城建的耿彦波市长却静静地回答说：“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上世纪30年代梁先生即来大同考察，为古城留下许多宝贵资料，这次古城重建全赖他当年的文字和图录；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梁先生提出将北京新旧城分开建设以保护古都的方案，可惜未能实现。60多年后，大同重建正是用的这个思路。”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一对知名夫妻。但学界外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三十年代对中国古建筑的大规模考察。中国古建筑是文化的瑰宝，只因其多木结构，而留存极少。但山西是一个奇迹。唐代建筑全国仅存四处，都在山西；宋代以前建筑，仅存百余，70%在山西；这里还有明清古建万余座。在山西，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此外，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山西的缘分，我们也可以从《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开始。

《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出版于民国二十四年的纪略，是梁林二位老师于1934年8月应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之邀，去汾阳的峪道河边避暑，考察当地古建而写就的一篇考察纪略，全书图文并进的详细记录了晋汾地区的古建。

五台山佛光寺、南禅寺

1937年6月26日，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一同来到山西五台县的佛光寺，发现了东大殿这一唐代大木作建筑，轰动学界，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已无现存的唐代木构建筑，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以异常肯定的口气宣称：“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这一判断，建立在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遗存长达20多年大规模调查基础之上。在美国学习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痛感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和古老建筑的耻辱。日本人的断言，使他们下决心回国寻找明清以前的古代建筑。

从1932年起，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的同伴们开始在华夏大地寻找明清以前的古代建筑。他们知道，越是著名的风景区和著名建筑的遗址，找到真正的古代建筑的可能性越小，明清以前，尤其是唐代建筑，只能隐藏在不为人知的荒僻乡野。

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宋代、元代建筑。但是直到1937年，他们仍没有发现唐代建筑。却在卢沟桥事变前两日，因佛光寺东大殿之发现，遭到颠覆。值得一提的是，关野贞与佛光寺失之交臂，10年后，佛光寺终遇知音。

对这一刻，梁思成如此记录：工作数日，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且有字者左右共四梁。但字迹为土朱所掩。梁底距地两丈有奇，光线尤不足，各梁文字，颇难确辨。审视良久，各凭目力，揣拟再三，始得官职一二，不辨人名。徽因素病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甚恐有误，又细检阶前经幢建立姓名。幢上有官职者外，果亦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佛殿主”，名列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当与殿为同时。即非同年兴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之时也。殿之年代于此得征。林徽因审视的，正是关野贞、常盘大定通过照片反复打量的唐大中十一年陀罗尼经幢，也留下了1937年林徽因与佛殿主宁公遇塑像的经典合影。

应县木塔

世界最高的木结构巨塔，高达60余米，建于九百多年前的辽代。

当年林徽因因为要先行回北平照料家中刚满一周岁的小从诫，没有随行至应县。梁思成在家信中由衷地赞美了木塔的伟大，并为妻子没能一睹木塔的风采感到惋惜，“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 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大同善化寺

始建于唐代的善化寺，拥有完整的寺庙建制，是一组比较完整的辽金时期建筑群，整个寺院建筑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左右对称，是全国现存辽、金时期寺院中布局最完整的一座。

莫宗江（梁一生的助手，时任营造学社绘图员）回忆：“梁先生爬梁上柱的本事特大。他教会我们，一进殿堂三下二下就爬上去了，上去后就一边量一边画。”云冈石窟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同人考察云冈石窟，随后在合著的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刊发了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厘定了云冈诸窟的名称，讨论了云冈飞仙的雕刻，分析了云冈石窟表现的建筑形式和窟前的附属建筑，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刻价值。

太原晋祠

梁林两位先生将晋祠的考察与发现记录与前文提到的《纪略》中。晋祠是太原南郊的一处名胜。根据惯常的经验，梁思成和林徽因对“名胜”总是敬而远之，因为名胜古迹特别容易遭到当地的重修和重建。地方志书记载了许多始建于唐、宋的建筑，千里迢迢地找见，却是一个“花花绿绿”的乾隆重修，令人失望。但在太原去汾阳的公共汽车上，他们望见公路边晋祠的一角侧影，有雄大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两人惊鸿一瞥，相信晋祠虽为“名胜”，但还是“古迹”，才决意在返回太原的途中去晋祠仔细调查。

梁先生认为圣母殿“由结构及外形姿势看，较《营造法式》所订的做法的确更古拙豪放”，应当是我国北宋建筑中的精华之作。虽然自30年代以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再也没有重访过山西和晋祠，但是，梁先生在圣母殿廊下端着相机摄影梁架的照片已和这座建筑一起被载入了中国建筑史册。

再说《营造法式》

上世纪20年代末，国内发现了一本宋版的《营造法式》，但人们不懂它在说些什么。大学者梁启超隐约觉得这是一把开启古建之门的钥匙，便把它寄给在美国学建筑的儿子梁思成，希望他能在洪荒中开出一片新天地。梁思成像读天书、破密码一样，终于弄懂这是一本古代讲建筑结构和方法的图书。纸上得来终觉浅，他在欧美留学回来即一头扎进实地考察之中。那时的中国兵荒马乱，梁带着他美丽的妻子林徽因和几个助手跑遍了河北、山西的古城和古庙。山西的北部为佛教西来传入中原时的驻足之地，庙宇建筑、雕塑壁画等保存丰富；又是北方游牧民族定居、建都之地，城建规模宏大。上世纪30年代，西方科学研究的“田野调查”之法刚刚引进，这里就成为中国第一代古建研究人的理想实验田。1933年9月6日，梁思成、林徽因一行来到大同，下午即开始调查测量华严寺，接着又对云冈、善化寺进行详细考察，17日后又往附近的应县木塔、恒山悬空寺调查。再后来，梁、林又专门去了一次五台山，直到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他们才撤回北平。因为有梁思成的到来，这些上千年的殿堂才首次有现代照相机、经纬仪等设备为其量身造影。后来抗战八年，他们到处流浪，丢钱丢物也不肯丢掉这批宝贵资料，终于在四川长江边一个叫李庄的小镇上完成了中国古建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成就了梁、林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

但林徽因当年劝北京市领导人的一句话：你们现在可以拆毁古城，将来觉悟了也可以重修古城，但真城永去，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件人造古董。这句话至今仍值得深思，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商品工业化步伐加速，旅游景区不乏各种“人造古董”，而我们也正处在这种无奈和尴尬之中。现在的城市早已没有城墙，有城墙的城市是古代社会的缩影，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信息和文化的基因。或许，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后才会重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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