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画像

曾国藩的家法

曾国藩年轻时期在京城为官，生活相当拮据，几乎每月都要靠借贷度日。如果说渴望金钱是因为“穷怕了”，那么曾国藩在此之后带兵不要钱、做了清朝顶层官僚不要钱则可称为“穷惯了”。

为官不要钱，在曾国藩三十岁那年即立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此后曾国藩咬紧牙关，日日自苦。以至于想回湖南老家都因筹措不尚路费而作罢。如果说京官并无发财渠道，曾国藩苦守清廉并无考验的话，那么带兵后管理大量军饷，依旧更为拮据。曾国藩的女儿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用；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以此可见曾国藩乡间的家何其清苦。

曾国藩故居

如果说乡下物质匮乏制约，不能体现许多，那么曾国藩夫人带着孩子们来到城里依旧清苦，这大可说明曾国藩是如何简朴至极。据记载，他的夫人每月只有四千铜钱，折合银子也就是二两，儿媳有一两。这点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太少了。在子女方面，他甚至要求不许穿着华丽。有一次看见女儿曾纪芬穿着一条彩色绸裤，曾国藩命令她立即换掉，所谓 “文正见而斥以为侈。”对于一个爱美的女孩儿来说，穿件漂亮衣服都不被允许似乎太不近人情，然而纵观曾国藩终生家教作风，则可看出，事无巨细，家风无论男女老少，必须全都遵守。

还有一次，曾国藩的夫人在安庆花钱买了一名女仆，曾国藩知道后，大光其火，没办法最后被转以别人。除此之外，曾国藩给家里的妇人和女儿制订了一个雷打不动的“日程表”，按照曾国藩的想法就是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他的日程表是这样的：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曾国藩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并且还要定期进行检查。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更是要求欧阳夫人都要带头纺纱,同治二年给澄弟的信中提到,“共办棉花车七架,每日纺声甚热闹”贵为总督家属却要自纺棉纱,堂堂督署后院却终日纺车声不绝,曾氏治家之严与曾氏家风之淳厚于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书法

曾国藩尊称为星冈公的祖父曾玉屏坚持以务农为本业,将读书做官仅视为光耀门楣的点缀,故而有“宽一(按:曾国藩的乳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之语”。曾国藩后来将其祖父的居家之法概括为八字诀以为齐家之道: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所谓“早”,即早起;“扫”,扫地,泛指做家务;“蔬”,种菜;“鱼”,养鱼;“猪”,喂猪,这些都是农家生活的基本内容,但在曾氏看来却是关乎家道兴衰的大事。不仅对自己的妻儿子女这样严格要求，就是在故乡管理家务的兄弟，他也时时监督，甚至非常严厉警告，有一次他的弟弟曾国潢要给他置办家产，曾国藩措辞少有的严厉：“说弟若听我，我便感激你，尔不听我言，我必恨尔！”

曾国藩在子弟儿男的培养过程中，除了加强人文教育之外，更多看重的是品行、品质，他从自身经验总结，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他曾在家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与此同时，他甚至决绝地说：“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日后淫佚恶，必且大玷家声。”与此同时他还总结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仰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

曾国藩从不给后代子女留银钱，更多是出于对富家子弟好逸恶劳、挥霍无度的深度感触而得出的结论。

不断砥砺的操守

不仅严格要求家人，对自己的约束同样非常严格，愈到晚年这种操守越加明显。他的幕僚弟子赵烈文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恒见师使令俱用弁勇，左右无便给之人，口食菲薄，衣服故弊，夜则一灯荧荧，木榻独坐，扣心自问，断断不能，故不免望洋兴叹。”而曾国藩却回答说：“这只是古人的末节，没有什么奇怪的。我过去经常说阔人不能不摆架，但不要过分，令人恶心；寒士不能不求人，也不要过分，全丧气骨。”“师脱马褂置榻上，余取视榻上衣，佛清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为之太息不已。”

曾国藩三兄弟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瓦器：窦兰泉侍御，予亦陪饮，食鲥鱼止一大瓦缶。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缶，无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

赵烈文在曾国藩吃的方面也有类似记载：“材官持一纸示师，师颔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谢不敏。师曰：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赵烈文非常钦佩曾国藩节俭作风说：“因为在老师署中很久没看到您吃鸡鸭鱼肉，火腿有没有？”曾国藩说：无之……

在住的方面，曾国藩更是能对付就对付，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来到曾国藩身边，他对曾国藩住宿很有感慨：“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琴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在礼尚往来方面，曾国藩更是在晚清整个糜烂的政坛环境下独具一格。然而有时候不收下属一点东西，实在也不利于工作的开展，这样的时候，他总会捡一点价值最轻的作为纪念性礼物。有一次庐州知府知道曾国藩住处缺少生活必需品后，他马上派人送来了一批起居用品。曾国藩看到后心生感动，知道也是下属也是关怀自己，不忍拒绝，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作为“礼尚往来”，曾国藩亲自给他回了一封信算作礼品，他在信中说：”您送来这么多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它们价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了七种草席。”并且还解释了收草席是《易经》里的象征意义，是说茅这种草，根都相连，拔其一根，则会牵引其他，这是吉利的象征。

在曾国藩的亲自带动下，终其一生，他以高标准、严要求，打造了鲜明个性的曾氏风格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