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道安塑像 资料图片

将中国佛教史上的伟大人物道安法师安置回历史的坐标点，再设身处地无限靠近历史现场，返回其所生活的朝代与人文双重环境，我们就会了解东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能看清道安经历了怎样剧烈的社会变迁，从而发现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立论依据。

道安法师出生于西晋末年，其5岁时，西晋灭亡，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但道安生活的区域，是前赵政权。他12岁出家为沙弥，仅仅7年之后，道安的生活区域已变成了后赵的天下。等到道安40岁时，天下又变成前燕之国。这一时期，是道安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他来到太行古恒山中，也就是今天河北保定阜平一带弘法建寺，有据可查其在这一区域相对安静地生活了12年，大量佛教思想在此酝酿宣讲。随后，53岁的道安再度因战乱离开华北，其人生履踪方进入东晋地域的南阳、新野、襄阳。

佛教中国化不是一句口号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中，政教关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政主教从”，政治君主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虽然从不担任宗教教主，却始终天然地掌握着政权、教权两大核心权力，其政治权威的不可逾越性，使各类宗教只能依附于当时的政治。“政主教从”“政主教辅”“以政统教”“以教辅政”“政教协同”也成为各个时期中央政府处理政教关系的遵循。

被称为“东方圣人”的东晋道安，其一生将印度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用中国传统文化去阐释印度佛学。如他相继统一“释”姓、建寺修塔、组建译场等，都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实践。

本土化是指外来宗教以本土语言文化形式传播其信仰内容的过程。道安是推动佛教在华实现本土化传播的集大成者，因此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人。

道安的“佛教中国化”并不是一句口号，它有着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实践。如僧侣起行坐卧的中国化、僧侣修行的中国化、佛教义理的中国化、佛教信仰的中国化等。但道安呕心沥血的“佛教中国化”，其最大支撑点是认同和适应现实政治。

纵观道安一生，他共有9次避难迁徙，一生经过6国、4朝、21帝。他所目击的政权更迭之频繁，使其认识到，着力避免引起各个帝王及将相的猜疑，不去触碰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利益是教团能够生存与发展下去最现实的办法。

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立论解读

道安在僧团生活的时期，太行古恒山有500多徒众。道安为躲避战乱前往襄阳，在离襄阳还有百里的今河南南阳新野开始“分张徒众”，这是一种无奈之下的主动选择。在经历战乱和历史变迁的氛围中，道安正式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的著名论断。

这一论断的提出，是道安的深思熟虑。

道安从20岁受具足戒起，在中原地区活动了约34年，在长江中游的襄阳地区活动了约14年，在关中活动了约7年。通过两次分张徒众，他的弟子广泛分布在从四川到江苏的长江流域。通过派遣弟子到西域求法，他的活动范围又扩大到西域。从42岁到53岁，是道安在华北“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立论的形成期。道安12岁出家为僧，到推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理论时，他已度过了40余年的修行生涯。

面对中国北方政权的波云诡谲，面对当时传统文化的儒道思想，可以看出，道安对政教关系的处理方式与重点，恰是其被传统的中国文化理念所驾驭。

站在佛教之外看，那一时期的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为不断新生的各种国家政权提供合法化的理由。而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维护统治秩序的观念、规范或制度，则是当时统治阶级最主流的思想。

可以说，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立论的出现，是他致力于佛教中国化的探索期，意在把中国儒家的君臣纲常融入佛教，是主动和有目的的对佛教进行的一种本土化改造。这种改造其实是佛教中国化在政治适应层面的肇源。

中国佛教初传期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论断，为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将近400年的历史作了一个总结。但是，道安所说的“依”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涵义？字典中，“依”字的存在语境几乎都是被动的。但笔者理解道安所说的“依”字的解释应为“紧挨着”和“留恋”双重含义，这种含义是一种双方相对平等的关系，你挨着我，我挨着你，而不是单向的。至于“留恋”之意，恰可说明道安向南逃亡途中，漂泊如浮萍的状态下自然产生的心境。在此种语境下分析“不依国主”，就可以感受到其意不只是指依赖、依附国主，更不是只依靠国主。后来道安弟子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也说明了师徒传承思想的一致性。“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至理名言，既是道安大师对自己长期传教活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佛教传播发展画龙点睛的高度概括，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自觉。

华北大地上的探索与实践

十六国时期是佛教进入中国后的发展期，经历汉魏的初期传播后，佛教在华北大地迅猛发展。

道安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乱与苦难的时代。动荡不歇的十六国社会为佛教僧团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佛门僧众的不懈努力和世俗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推动僧团由萌芽期走向成型期。在各方面条件的作用下，道安僧团活跃在华北大地，从依靠方术获取支持到弘道讲法，拥有了大批信众，多种多样的供养方式支撑着他们的弘法活动。

十六国时期，与世俗皇权的关系是佛教僧团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世俗政权对佛教僧团的扶植、利用、改造和监管是中国佛教僧团得以长久延续的重要因素。在与世俗政权的相互交往中，这一时期的佛教僧团总结出“依国主，立佛事”的弘法原则，确立了中国佛教僧团的发展方向。

彼时的中国社会王权集中，统治者绝不允许任何社会力量长期居于皇权之外。佛教作为外来新生势力，若想在中国站稳脚跟，一定会借鉴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经验，也必须得到上层和民众的支持。

极具感召力和佛教号召力的道安大师，将其毕生的经历致力于为佛教在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并把新生的佛教迅速并轨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之中。在王权政治为中心的社会舞台上，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立论，依靠政权的力量，使佛教发展迅速。三国时期，魏明帝兴建佛寺，曹植嗜读佛经，孙权建立寺塔。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政权的帝王们提倡佛教，许多政权以佛教治国。

梁启超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一文中对道安的形象作了这样的描述：“安自治力极强，理解力极强，组织力极强，发动力极强，故当时受其人格感化与愿力的加被，而佛教遂以骤盛。”道安大师提出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立论，是历史的大智慧，是佛教健康发展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