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新老师1953年10月28日生。主要研究方向在东亚国际关系；东北亚政治外交；日本外交史。老师198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1988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课程毕业；1998年日本庆应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1988年至1991年在复旦大学任教；1998年至2001年在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任客员研究员；2004年至2005年在（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外国人研究员；2012年7-9月在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任外国人聘任研究员；2001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

松村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做过一段时期的记者，战前以民政党代表当选过众议员，也曾在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内官至农林省政务次官和大日本政治会干事长。战后除当选众议员以外，还任过改进党干事长、文部大臣、自民党顾问等职。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松村越发意识到对华关系对于日本将来的发展和安全所具的重要性，遂不谋而合开始在水面下与中方人士接触。当1959年8月松村在给廖承志的信中，吐露了希望为日中亲善而“竭尽全力”的心迹后[1]，中方领导人便立即抓住这个时机。于是，这个月月底一封发自周恩来的“欢迎在适当时候来访”的邀请函被寄至松村面前[2]。10月18日松村启程访华，被安排访问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杭州、西安、洛阳、兰州、成都、重庆、昆明等地。期间，周恩来与松村四次会谈，双方通过坦率真诚的交流，相互增进了理解和信任。对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岸内阁“敌视中国”的对华政策和通过修改日美安保条约“逐步承担日美军事同盟的义务”[3]的疑虑，松村竭力说明日本现在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人民不会再选择军国主义道路，日中应在相互了解对方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双边关系[4]。两国因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不同，难免会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会谈中周恩来和松村都以两国友好和世界和平的大局观，努力求同存异，使双方在一些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能够证明这次访问取得成功的，正是周恩来在欢送松村宴会上概括出的会谈共识：“我们双方都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为双方的和平友好而共同努力，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社会制度的中日两国应该能够互相尊重，并且建立起睦邻关系”[5]。

关于这次周恩来和松村会谈的意义，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松村通过访华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对华观。首先，松村认为新中国成立才十年就建成拥有与美苏相匹敌的疆域、并已形成一定基础的现代产业、民族意识又极为旺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无视的[6]。其次，为了实现亚洲的繁荣和世界和平，同为亚洲国家的日中虽然身处不同的阵营，但都有责任在促进发展和维护和平上负起重大责任[7]。再次，松村认为首先中国方面目前有着各种积极的要素，如果日本把握好时机进行交涉，就可能很快打开两国关系的局面。只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体制，在此前提下推进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就不会出现日本方面最为担心的如果不改变社会制度，中国方面就会拒绝与之交往和做生意的情况。[8]。

第二，会谈最终达成今后在日方保守政治家中形成以松村主政治、高碕达之助主经济的对华交流机制的协议，使两国政治家之间的意思沟通予以常态化[9]。这表明中方已通过承认松村等日方有影响人士访华活动的机制化，形成中日间高层沟通政治意思的管道，“使中日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得到发展”。[10]而日方就如自民党干事长川岛正次郎的发言所示，松村作为负有一定政治责任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在中日关系出现困难之际，“通过向中共方面说明日本的国民性和政情，对于两国都是有益的”，[11]对中方的姿态做出了正面回应。1960年7月池田首相曾对松村说：“我在立场上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你就作为我面向中国的脸，关于中国的事情就全拜托你了”，[12]也可看做是对松村访华在沟通两国高层政治意思上所起作用的肯定。也就是说，周恩来通过这次邀请松村访华会谈，主导性地在两国政治家层面形成了对日交流的新机制，这无疑是为切实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在制度建设上的重要成果。

翟新老师1953年10月28日生。主要研究方向在东亚国际关系；东北亚政治外交；日本外交史。老师198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1988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课程毕业；1998年日本庆应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1988年至1991年在复旦大学任教；1998年至2001年在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任客员研究员；2004年至2005年在（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外国人研究员；2012年7-9月在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任外国人聘任研究员；2001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

[1]（日）松村正直等编：《花好月圆¾¾松村谦三遗文抄》，东京：青林书院新社1978年，第212页。

[2]（日）木村时夫编著：《松村谦三 传记篇（下卷）》，东京：樱田会1999年，第401-402页。

[3]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北京：出版社第859页。

[4]《周首相对松村氏言及不满岸内阁的态度》，（日）《朝日新闻》1959年10月26日。《松村氏努力说服周首相》，（日）《朝日新闻》1959年11月11日。

[5]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65页。

[6]（日）木村时夫等编：《松村谦三 资料编》，东京：樱田会1999年，第183-189页。

[7]（日）木村时夫等编：《松村谦三 资料编》，东京：樱田会1999年，第211-214页。

[8]（日）松村谦三：《如何打开日中关系》，（日）《朝日杂志》第2卷第1期（1960年1月）。

[9]（日）高碕达之助集刊行委员会编纂：《高崎达之助 下》（非卖品），东京：东洋制罐株式会社1965年，第334页。

[10]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65-466页。

[11]《川岛干事长谈访华并无不可》，（日）《朝日新闻（晚报）》1959年8月27日。

[12]（日）松村谦三：《惜池田勇人君》，（日）松村正直等编《花好月圆──松村谦三遗文抄》，东京：青林书院新社1978年，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