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谁都避免不了会遇上着急事，以及有按捺不住着急的时候，只是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反应，体现在文人身上，有时似乎更为有趣。如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译后感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970年冬天，他在由美赴台访问期间，收到了林语堂先生的赴宴邀请。到了那天，唐德刚于约定时间来到一家大酒店。进门后，他向一位“衣冠楚楚的总招待”（唐德刚语）打听，“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结果对方不仅没给他好脸色，还不耐烦地瞪眼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唐德刚这下就着急了，他着急的反应就是“失笑”，且无语。但心里却不由在想：“工商业社会的变动多大啊！”解读唐德刚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不外含有其内心为优秀传统文化或至少是大众文化，被商业社会的功利所淹没的着急。

无独有偶，年初读到王尧《“寒夜”里的“清油灯”》，文中也写到，巴金早在1935年5月《〈雷雨〉在东京》一文中就提到，当年有上海某中学毕业生说从没听说过曹禺这个名字，并猜测，“也许他是一个演文明戏的戏子罢！”听到这话，巴金立马出现着急反应：脸露愤激，说真想给这个上海某中学毕业生“一记耳光！”当然，这只是“想”，不会真动手。唐德刚和巴金当年都是因林语堂、曹禺被他人生出种种“误以为”而着急。

说起文人的诸般着急之态，故事可谓多矣。如有的作者为了出名，设法炒作自己、到处露脸，并把文图照等晒朋友圈炫耀，皆是一种着急之态的表露。然而殊不知世上最是文人“出名”着急不得，岂不知曹禺、林语堂的成名，皆有他们的一番砥砺过程。另外诸如“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板凳坐得十年冷——皆是一种提醒和告诫。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军旅作家朱向前自述曾经经历的一件事。那是1984年，著名作家徐怀中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并出任文学系主任。首届招收35名学员，他们中有李存葆、王海翎、沈石溪、莫言等，当然也包括朱向前。朱向前说，他当时在福州军区已小有名气，但到了军艺，眼看好多同学都已获得过全国文学大奖，不免有点自卑。尤其是每天去食堂吃饭路上，看着同学们呼朋引类、称兄道弟、三五成群地前往，他因为谁也不认识而落单，更是心想“在福州军区咱姑且也算号人物，到这儿一看，啥也不是，一时情绪不免低落”。就在这时，内心着急的朱向前发现有一个他同样不认识的同学也是孑然一身，而且这位同学“颜值也不是特别高”。这下朱向前就有了点自信，于是他主动上前搭讪，问：贵同学叫什么名字？答曰：管谟业。又问：什么单位？答曰：总参。再问：写过什么没有？答曰：什么也没有写过。见朱向前不解，对方又补充道：总参没人，我是来顶替的。朱向前顿时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不错不错，总算找着一个比我更差的。此时的朱向前就丝毫也没有看到这个叫管谟业的同学有任何着急之态。几天后，全系开会，系主任徐怀中在讲话中从宏观到微观讲了许多，他在讲到生源的问题时，举例说有一篇小说题目叫《民间音乐》，写得空灵飘渺、很有艺术至上的况味。并说当年全国小说评奖他没有遇见这篇小说，如果遇见，肯定投它一票。最后说，这篇小说作者署名莫言，他的真名叫管谟业。当时大家对管谟业还不熟悉，但朱向前却觉得“莫言挖个坑让我掉进去了，我还跟他同病相怜，其实他没病我有病”。朱向前说的“病”，就是着急之“疾”。（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