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之道

陈占敏

文/陈占敏

与柳宗元不为人师不同，韩愈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敢为人师了。他二十五岁进士，“抗颜而为人师，得狂名”。他作《师说》，伯乐相马，慧眼识珠，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当仁不让做领袖，轰轰烈烈地领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一扫六朝绮靡文风，其影响波及宋代，以至而后。“唐宋八大家”以韩为首，历来都没有什么争议。然而韩愈的内心却往往很苦。

贞元十一年，韩愈进士刚刚过了三年，才二十八岁，离京师东归，见人用笼子提了地方官进献天子的两只鸟，行人避路不敢正视，就为赋自悼，慨然叹息：“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不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感二鸟赋》）怀才不遇之叹，固然是读书人常常会有的身世遭逢激发出来的牢骚情肠，有一些也往往带了顾影自怜的自我叹赏，可是，好多情况下也恰恰是社会昧暗的真实投影。不过，韩愈刚刚进士，还没有经过太大的仕途坎坷，他居然也有此一叹，而且如此清醒理智地指向了世事苍狗，就不仅仅是士林集体意识的延生，而是韩愈的个性萌发了。好像是一个谶言，韩愈的一生就是在演示着“不遭时”、“累善”而不为那个时代所容。

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赤地千里。韩愈时任监察御史，他上疏天子，请求宽减税赋。赤子之心，却为幸臣所谗，韩愈被贬出朝廷，降为县令。这是韩愈仕途上的第一次遭贬，他不仅仅是“不遭时”， 他是“背时”，倒运，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摧残，“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祭十二郎文》）方届中年的韩愈，像一个病弱萎顿的老头子了。比韩愈晚生了二百多年的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不喜欢悲观主义，怪韩愈逆境中作苦语，固然有他的道理，然而悲观和乐观大约不仅仅是理性的结果，更多的是与天性有关，个人的修养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韩愈的骨子里就是悲观型的因子，他以性情为文，不故作豪壮语，不故作喜乐语，自然就要作苦语，不掩凄怆。如果韩愈不是这样的个性，那么，我们就不会读到《祭十二郎文》那样真切动人泪光莹莹的悼文了。从阅读的审美心理来说，哀文比喜文更能够打动人，回环哀婉，一唱三叹，欲哭无泪，揪肠裂肺，这样的一些感觉常常是被“苦语”引发的。

韩愈当然不会为苦而苦，他既然领导了一场伟大的古文运动，他自然有他的作文主张。“惟陈言之务去”，“文以载道”，就是韩愈打出来的文章旗帜。前者在形式，后者在内容，独出机杼的“新言”，是为“道”服务的。有了这样的文章“道统”，他即便有感于自己的遭际，感叹臧否，也已经跳出了一己的狭隘天地，走向了阔大和深远。 “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与崔群书》）

生命的质量和它应得到的报偿，就这样发生了错位，谁应该为其负责？生命个体的历史悲剧与生俱来，谁都无可逃避，然而寿夭尊卑却由身外的力量强加，无可选择，人在特殊的境遇中常常表现为无奈，听凭“时”的摆布，那么，“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文章有感而发，就不应该与世事无关了。个人的遭逢正是人世的缩影，苦语也罢，喜语也好，发而为文，就不再是属于一个人的事情，而关系到世道人心了；“戛戛乎其难哉”，敢不怵然惕惧认真对待吗？

韩愈的“文以载道”说，有时候被人曲解，有时候被人诟病，急功近利者把它作了功利主义的解释，为某一个时期的政治目的服务，把文学当作了简单的工具。近期以来，文学的非社会化思潮“跟着感觉走”，“用身体写作”，“用器官写作”，“用欲望写作”，把反抗的镐头直接刨到了根子上。文不载道，就是此类写作的彻底解放了。他们的幸运和寿昌是因为“遭时”了吗？

如果是彻底的悲观，韩愈也应该出家了。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长沐着林泉之风，他们在失意的时候常作的选择不是皈依佛道，就是归隐山林。他们这样的选择，是坚守，也是妥协，是全节，也是逃避。他们即便在山林深处作隐士，还能隐隐地影响社会的某一方面，某一时刻，然而比起在朝在野的士臣，总是林下之风了，远乎甚哉。

尽管在困厄中常作苦语，韩愈还是坚定地守住了自己的岗位，不逃避，不出世。正相反，他积极入世，在唐代崇佛最盛的时候，作《论佛骨表》，谏迎佛骨，以致触怒皇帝，再一次遭贬。唐王朝佛道大盛，约有寺院四万所，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道观一千六百八十七所，道士道姑一万多。他们不耕不稼，专靠奉养，成为天下一大耗财之所。元和十四年，唐宪宗要把佛骨（法门寺所藏释迦文佛指骨一节）迎入宫内，供养三日，以祈人和年丰。韩愈毅然上表谏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尽管韩愈讲究了一下策略，用语斟酌，先为皇上开脱，但还是触怒了皇上，一道圣旨降下， 把他再一次贬出了京师。唐宪宗原本要治韩愈以死罪，得宰相裴度等人解救，才保住了性命。随后京都大迎佛骨，韩愈远去潮州，没有亲眼目睹他预言的事情在长安发生。

韩愈之道在利苍生，安天下。格物致知，修齐治平，他走的是儒家文化正统的道路。他作文讲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翱书》）。他的文章气势浩荡，抑扬顿挫，在唐宋八大家中，他的文章最像儒家学说的经典作家，把孟子和韩愈放在一起来读，这两位远隔了一千多年的圣贤，穿过了历史烟云，同气相投，浩浩绵绵，让人对中国文化平添了许多长流不息的自信，不管自身遭逢的时世如何光怪陆离，都不至于悲观失望，多作苦语了。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长河里，韩愈自然够不上圣人，但他可以算作先贤了。当代的年轻写作者往往自视甚高，因为不懂传统，缺乏古典文化的修养，便瞧不起古人，其实，只要走进古老的殿堂，就会在尘封的塑像前肃然起敬。韩愈就是这样一位先人。他的道，不只属于一个过去了的时代，也属于现在，属于永远。在为同代的另一位文坛领袖柳宗元写的墓志铭中， 韩愈深沉写道：“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志铭》）把这些话改换名字，刻到韩愈的墓碑上，也很合适。韩愈是夫子自道了。悲与喜，穷与达，没与显，厄与幸，就这样缠搅在一起，难以分清。故为先贤一哭，终难笑得出来，唯掩卷长太息耳。

2003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