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伯伦相比，他的继任者丘吉尔在战略考量上似乎要老辣一些。

1943年2月，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年11月底，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的德黑兰会晤时，为了表达对苏联人民的敬意，丘吉尔送给斯大林一把巨大的双刃剑，并宣称这柄剑的图样设计是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亲自选定的。斯大林接过剑后举到唇边，深情地吻了一下。目睹这个场面的记者评论说：一个帝国，一个国王，一个保守派的首相，向一位皮鞋匠的儿子，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工人阶级的领袖，送了一把中世纪的剑，极具象征性地说明了法西斯的行为是如何把不同信仰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记者们还看到，一向刻板的斯大林竟然弯下腰来捧起丘吉尔女儿的手吻了一下。

1945年1月，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德黑兰会晤的盟国“三巨头”又齐聚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这次会晤商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战争结束后大国之间维持平衡的机制，战后的世界格局就此确定下来。也正是在这次会晤中，盟国内部的分歧和对峙却初露端倪。尤其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心理的不平衡已如骨鲠在喉。他在回忆录里描述自己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心情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果然，一年后，丘吉尔在访问美国时，便在福尔顿发表了那番关于“铁幕”的著名广播讲话。他说：“一幅铁幕已在整个欧洲大陆降下，在铁幕后面，东欧各国的首都，如华沙、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我必须说所有这些名城和他的人民都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莫斯科，苏联报刊以西方的“战争宣传”为红字标题，刊登了丘吉尔在美国的讲话。随后，东西方冷战开始了。

上述丘吉尔的三个细节，都发生在攸关国家命运的历史关头。面对法西斯对人类的共同威胁，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结盟抗击，这首先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正义势力互相鼓励和支持的必要形式。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理所当然地赢得盟国的尊敬。丘吉尔向斯大林赠送宝剑显然是精心设计的细节，这个细节让他的顺水人情表达得十分自然和充分，从而以富有个性化的方式巩固盟国间的关系，这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当共同的危机即将过去，首脑们就要从战略上考虑在未来如何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了。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期间那种在美苏两大国面前相形见绌的酸溜溜的心态，就已预示了战争结束后联盟的前途和英国的地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丘吉尔未雨绸缪的担忧。1946年春天，他在美国关于“铁幕”的讲话，则是陡然把冷战新危机的问号拉直，成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让可能变为了现实。“铁幕”之论的提出，显然是在催促美国尽早领头来对抗苏联，这对已经沦为二等强国的英国来说，显然是更为有利的。这些都表明丘吉尔是西方现代政治家中比较厉害的一个角色，他时刻在审视着世界格局的演变，并及时传达出符合英国利益的战略思考。

丘吉尔的这三个细节还有值得体味的地方。我们追求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应该平等相处，为创造和谐世界而努力。同时心里也要有数，在国际关系中还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存在大国霸权行为的时候，任何联盟都是在利益攸关的前提下形成的；首脑外交的砝码，永远是实力和需要；首脑外交的轨道，永远是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趋利避害；乃至究竟是盟友还是对手，从来都是根据形势变化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