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年少时入皇觉寺，25岁时，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书信，要他投奔郭子兴领导的驻扎在濠州的红巾军。朱元璋在郭子兴麾下深得其器重，郭子兴不仅给朱元璋起了名字，还将养女马氏许配给朱元璋，并且提携他做统兵大将。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成了这支红巾军的实际主帅，并且借助明教的力量，发展势力，最终凭借淮西和浙西两块根据地的实力，在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针作指导，最终在烽烟四起的割据群雄之中，打下大明朝万里锦绣河山。

得人心者得天下

历代农民起义者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文化素质低下、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这些绿林英雄治下的众多好汉，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抢劫妇女，民心惶惶。而朱元璋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打心眼里高兴。你军纪不好，百姓们就会逃跑。”他独自带兵不久，就开始注意军纪问题。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召集全城的男人集合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除了善于笼络民心，朱元璋也十分擅长收买对手的军心。龙凤二年，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3万6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500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500人做自己的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这500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3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九字方针定天下

急于称王是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通病，只有少数头脑冷静的人是例外。陈胜不听张耳、陈余忠言，过早称王，导致内部分裂，将领不服从命令，被秦军各个击破。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也大多犯了这个错误。刘福通把自称是宋徽宗第八代子孙的韩林儿推上皇帝宝座，固然有利于号召天下汉人反抗元朝，但同时也使元朝统治者把矛头指向红巾军。元朝的军事实力虽不如建国之初，蒙古铁骑却依然很有战斗力，加上红巾军活跃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对元大都产生直接的威胁，元朝统治者不得不全力对付红巾军，使刘福通的红巾军几乎独力承受元军的重压。其他起义军领袖如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等也纷纷称王建立自己的政权，在强敌如林，称王条件尚不具备的前提下，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称王的结果只会招来更多的对手。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先后被杀或被灭，明玉珍占据偏远的四川，也只能偏安一时，明玉珍死后，他的继承者虽负隅顽抗，但无力抵抗强大的明军，只好投降。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当时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尤其是缓称王的建议被朱元璋采纳后，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当时实力最强，他们在朱元璋的北边，朱元璋在政治上臣属于小明王，没有独树一帜，避免了树大招风，四面受敌。由于有北方的红巾军对元军进行阻挡，朱元璋才有时间和力量对付东、西两面的张士诚和陈友谅。遵循缓称王的原则，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才自称吴王，在推翻元朝统治后才称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

战略战术所向披靡

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刚开始时声势浩大，各地起义军纷纷响应，把元军打得落花流水，随后在北宋故都汴梁建都，兵分三路伐元， 东路军曾一度直逼元大都。这种战略无非是想尽快占领更多的地盘和尽早推翻元朝的统治。然而结果适得其反，北方红巾军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反而被元军打败。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也占领了不少地方，但诸将均无远志，以至于所得多不能守。陈友谅阴险狡诈，虽然能征善战，但其战略战术远不如朱元璋高明。加上天不助他，在鄱阳湖大战中被朱元璋乘风发火打败。张士诚自占据东吴后不思进取，耽于享乐，难怪刘基说他是自守虏。在当时众多农民起义军领袖中，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无人能及。在刚加入起义军时，他的才能就被郭子兴看重。后来攻滁阳，克和州，均出自他的谋略。在鄱阳湖大战即将开始时，朱元璋见陈友谅列巨舰当前，对将领说：“彼臣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便决定采用火攻的战术。在决定铲除张士诚的 势力时，朱元璋派将先取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另派将东向湖州、嘉兴及杭州，消灭了张士诚的主力军，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苏州包围张士诚，使张士诚走投无路。在兴师北伐中原前，朱元璋与诸将商议进军路线，常遇春提出挥兵直取元大都，朱元璋否定了他的意见，他说：“元建都百年，其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众将领都称赞。正是按照这一战略部署，由徐达率领的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山东、河南等地，最后进军元大都，结束了蒙古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