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漂”胡适的房租问题[

“漂”不仅是一种身体的漂移，更是精神追求与文化交融

“房事”无小事。京城居高不下的房价早已是眼下久治不愈的切肤之痛，升斗百姓对此只能选择麻木。而最近“帝都房租暴涨”又成了热门话题——不仅买不起，租也要租不起了，这还让不让人活，这一波的民怨沸腾实在情有可原。

这两年我一直租房住，我很幸运，房东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的租赁关系尚没有冷冰冰的资本介入，也基本不受扭曲的住房市场的干预。但是，面对长期以来坚挺而跋扈的房价和近期汹涌又狰狞的房租，我也常常感到无力。

我业余读一点胡适。胡适先生虽在北京工作和生活20多年，却一直没有置办自己的房产，都是租房而居，是一个典型的“北漂”。然而，似乎“北漂”胡适并没有受到房租的困扰。

1917年，26岁的胡适被聘为北大教授，很短暂地住了一段时间教员宿舍，便和同乡高一涵合租了竹竿巷的一个四合院，房租是每人每月3块大洋，合计6块大洋。胡适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60块大洋，第二个月就加到了280块大洋。他在当时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所同居高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彼处房钱每月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耳。合他种开销算起来，也不过每月四五十元之谱。”

此后，胡适又换过三四个租住的地方，居住条件也是越来越好。1930年底，胡适租下了景山后门米粮库胡同4号的大房子，设施一应俱全，在今天看来，绝对是豪宅：“院中嘉树成荫，清新整洁，有车库、锅炉、洗浴室和卫生间；房间不仅高大，为数亦多。”他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38年赴美任大使。

在我所看到的材料中，胡适对前几次租房的租金讲得较为详细，这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实现经济独立，对开支比较看重。随着名望和收入的增长，对开支也就渐渐看淡了。在租住米粮库胡同期间，胡适的工资一度达到顶峰的600块大洋。至于一块大洋的购买力到底如何，有很多说法。可以作为参照的是，鲁迅先生在北京买套四合院的花费是800多块大洋。

1918年初，胡适准备另觅住处。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今天下课后，又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有房十七间，价钱太贵了，房子又太旧了，故不曾和他还价。一处有房子十八间，都还新，似乎还合用。我问他价钱，他开口要二十五元一月，大约二十一二元可以租下。明天再去问问看，若可让至二十元，我便租了。现住的房子太坏了，太不紧密了，所以要搬家。”

这个租金20元的位于缎库后胡同的房子就是胡适在北京的第三个住处。1920年7月，毛泽东曾拜访胡适，后来给胡适寄过一张明信片，地址就是“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20元的租金，对应的是胡适280元的工资。且不算胡适兼课、演讲和写稿的报酬，我们可以推测，胡适“北漂”期间的房租支出大概是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

当然，胡适的人生也有低谷。他在回忆丁文江的文章《丁在君这个人》中说：“十多年前，我病了两年，他说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适，硬逼我们搬家；他自己替我们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贵。那时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说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垫付十元！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也就是说，胡适夫人所谓的“太贵”，可能也就是十几二十元的差距。

看来，“北漂”胡适似乎的确未曾被房租所累。但话说回来，胡适毕竟是胡适，不仅有才，而且有很多肝胆相照的朋友，不存在包括房租在内的经济上的困扰是十分正常的。在胡适的笔下，写过另外一个叫“朱子平”的“北漂”，这个朱先生，是个存在经济困扰的人。

在短篇小说《一个问题》中，这个“当初在我们同学里面，要算一个很有豪气的人”，出场的形象却是“穿一件很旧的官纱长衫，面上很有老态，背脊微有点弯”，“今年三十岁，但是他头上已有许多白发了”。而说起原因，跟经济状况很有关系。他每月收入28元，“房租每月六块，伙食十五块，老妈工钱两块，已是二十三块了。剩下五块大钱，每天只派着一角六分大洋做零用钱。做衣服的钱都没有，不要说看报买书了。”

我们注意到，朱子平的房租跟胡适早年的房租是一样的，而且在他的经济困顿中，房租占比并不算大，房租支出不到月收入的四分之一。注意，朱先生此时可不是单身汉，养活的是包括老妈在内的一大家子。

经济上的困窘，给朱先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以至于让他每天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

我想，假如这个朱先生“漂”在今天的北京，境况可能会更加凄惨。

在小说中，胡适先生以第一人称口吻说：“看他见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一开口就有什么问题请教，怪不得人说他有神经病。但不知他因为潦倒了才有神经病呢？还是因为有了神经病所以潦倒呢？”

如果你有朋友“漂”在北京，是不是也对他产生过同样的困惑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