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王守仁（1472年－1529年）有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明正德十三年正月，王守仁在进剿袭击山贼之前，曾写信给他的一个弟子薛侃说：朝廷大军已经四面合围，山贼必破，但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般认为，山中贼指造反的山民，心中贼指造反的思想。在封建社会，“山中贼”主要指的不是打家劫舍的山贼和土匪，而是被官府和豪强恶霸逼得生活不下去的起义农民。后人将“心中贼”向更高一层引申，就是指人们都可能具有的不足与缺陷，人应该控制自己过度的私欲，破除“心中贼”，加强对自己人格的修炼，这一引申实际上是要那些包括封建统治政权内部的人彻底消除心中那一点反叛的可能性。

在明朝以前，历朝历代，都将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称为“贼寇”或“流寇”。东汉末年，以黄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规模很大，但人们却对他们了解得很少，相反，那些积极帮助封建朝廷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曹操、刘备等人却成了被千古传诵的英雄人物。在王守仁死后一百多年，“山中贼”越来越多，全国到处都爆发了农民起义，李自成等人自然也就是明朝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山中贼”，老百姓称李自成为“闯王”，而统治者称他为“闯贼”。黄巾军和李自成等那些敢于反抗的“贼”都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都被是逼得揭竿而起，统治者最怕的“贼”其实并不是他们，而是政权体制之内的“贼”。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和既得利益，封建统治者总希望从思想上、行为上完全消除人们的叛逆性，破除人们的“心中贼”，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程朱理学等，都是“破贼宝典”。在封建政权的体制之内，凡是具有叛逆天性的人，大都在佛经一样的封建说教中被“洗脑”，少数一些还有思想棱角的，即使再有超强的能力和远大的抱负，最后都会被打倒。

在汉唐时期，封建统治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还没有那么严重，儒家的“三纲五常”对人们的“洗脑”效果还不明显，所以出现了敢于取代皇帝而自立的王莽和赵匡胤，出现了敢于起兵反抗腐败朝廷的李渊，出现了有思想、有个性而敢于指出皇帝错误的魏征和狄仁杰。到北宋时期，程朱理学逐渐成了气候，那时已经没有几个权臣敢于取代皇帝，能有几个像寇准、王安石那样有个性的大臣已经很不容易了。到明朝，封建礼教完全形成后，皇帝几年甚至几十年不上朝理事，朝廷大事完全交由太监和后宫把持，也没有几个人敢有什么意见，明朝唯一还有些个性的大臣只有张居正。到清朝时期，满清贵族对汉族的统治，从武力镇压、思想控制、经济压榨到大兴“文字狱”，无所不用其极，这使得后来成为清朝统治力量中坚的汉族官员也失去了最基本的叛逆性。清朝的一些知名大臣，如张廷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甚至袁世凯，不但没有一点“贼心”，而且连一点强硬个性都没有，完全成了封建皇权的奴才。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典型的叛逆者的艺术形象，孙悟空的经历也是叛逆者被镇压和改造的缩影。孙悟空在花果山占为王并打出齐天大圣的旗号时，它是“山中贼”，被如来佛诱骗压在五行山下之后，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眼中的“山中贼”除去了，但孙悟空的“心中贼”五百年都没有破除。拜唐僧为师以后，孙悟空踏上漫漫取经路，这一个过程是封建统治者对叛逆的孙悟空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是破除 “心中贼”的过程。孙悟空最后成为“斗战胜佛”，标志着统治者对他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孙悟空也成为佛法体系中的一员，成为可以维护玉皇大帝统治的力量。在现实社会中，原本应该有很多个“孙悟空”，但他们都一个个在封建思想的教育体系中被改造得成了听话的宠物。

清军入关时，“八旗”兵、“绿营”军横扫中华大地，统一全国以后，“八旗子弟”在清朝中叶开始腐朽，被太平军一冲而垮。这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领湖南、安徽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练”，揭竿而起，死缠烂打，最终力挽狂澜，攻占“天京”，成为挽救清朝统治的主力军。战后，湘、淮军全编制地转为清朝的正规军，分派到各省担任防务。当时，200 万满人加上蒙、汉八旗的少数人口，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早已经无能为力，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和淮军集团成为维持清朝后期统治的中坚力量。在当时的湘、淮军大营里也有人议论过改朝换代，由汉族人当皇帝。曾国藩的手下悍将彭玉麟攻克安徽，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国藩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团起来，吞咽了下肚。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还不止彭玉麟一人。曾国藩后来从湘军中分兵，在上海建立淮军，树立安徽人李鸿章的威信，以减轻慈禧太后对他的猜忌，他的这种清朝家奴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清朝的湘、淮军将领“拥兵自重”的局势，连外国人也看得清楚。在上海，“洋枪队”的将领，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Ward），也曾在军帐中劝过李鸿章。华尔说清朝已经无可救药，他自告奋勇去外国招兵买马，联络各国的外交支持，扩充“洋枪队”，请李鸿章当皇帝。戈登劝李鸿章当华盛顿，自己想当那个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拉法耶特。但是，李鸿章打哈哈拒绝了。确实，1864年前后，清朝岌岌可危，充满了“改朝换代”可能性，要是曾、左、李联手抗旨的话，他们是可以取清朝而代之的。

庙堂之上的人先是没有了叛逆性，后来干脆连个性都没有了，所以封建社会稳固成型的中国产生不了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拿破仑那样的英雄，甚至产生不了日本的伊藤博文那样强势的人物。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18世纪是“皇帝的时代”，世界历史由几个专制君主统治着。在法国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俄国是“改革家”彼得大帝，在普鲁士是“开明专制”的腓特烈大帝，在中国就是完成了“满汉一体”的康熙皇帝。然而到了19世纪，历史一下子转变成了“宰相的时代”，宰相们大有作为。在法国是“第一执政”拿破仑（后来当了皇帝）；在奥地利是“神圣同盟盟主”梅特涅亲王，在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日本是主政“脱亚入欧”的伊藤博文，在中国，以李鸿章的政治地位和实力，他本来可以成为扭转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人物，但被两千多年封建思想和满清人驯化得完全成为封建皇帝家奴的李鸿章成了“卖国贼”。李鸿章有机会推翻清朝统治，将满汉两个民族的矛盾一笔勾销，然后带领中国走向中兴而成为英雄，但李鸿章最后却成为清朝朝廷和慈禧太后身边一条忠实的、没有了人的叛逆思维的老狗。1901年，“义和团”之后的北京处在愁云惨雾中，李鸿章拖着79岁的老病之躯，四方奔走，八方哀求。9月7日签订了《辛丑条约》，17日把八国联军送出城，10月6日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迎回宫，11月17日，他就撒手人寰了。

庙堂之上的“贼”基本消失了，奴性满满的官僚们不再去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再去想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他们只想适应，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的位子和能够捞到的银子，反叛的“贼”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贪赃枉法的“贼”。真正的“贼”要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庙堂之上没有了“贼”，草莽之中的“贼”也就多了。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什么要造反？就是因为贫穷，因为无法生存；明朝末年，李自成等人为什么要带领农民造反？就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加上大旱使得农民没有饭吃；清朝末年，洪秀全等人为什么要领导太平天国起义？因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增加赋税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李自成和洪秀全等人，仅仅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造反英雄，他们没有领袖的胸怀，更没有领袖的才能，所以也就没有能够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英雄。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前进的、上升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历史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社会进步是社会本身的自我否定即“扬弃”的过程。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和社会规则，在刚一开始的时候，一般都是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随着历史的演进，进步的、合理的思想和规则也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出现新的思想和规则，或者对旧的思想和规则进行改造，这是历史的必然。新生事物取代旧的事物，总会遇到旧事物的顽强抵抗，新生事物的发展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遵守和叛逆，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动态的平衡点。人需要遵守法律和社会道德等基本的社会规则，但也需要有质疑和挑战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的叛逆性，如果一个民族的全体人民都只知道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没人有“贼心”，民族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中华民族自明清以来的全面落后，就是明显的例证。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的全体人民都有着太强的叛逆性，有“贼心”的人太多，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国家和民族必然会走向四分五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