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报纸是西方贵族的消费品，为报纸供稿的既有如同社会活动家的报社记者，也有外交官员、军队高官等。媒体在当时承担着比今天更为显著的传播消息的功能，它们选取素材的方式、看待问题的角度、对时局的分析构成了单向传播的一张巨大的信息网，重构着遥远东方那个所谓“真实”的中国。

当时媒体对甲午战争报道剪影

西方人眼中的甲午战争

19世纪的西方对远东国家的了解相当深入。其综合性的评论分析文章，既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又有着扎实的分析和推论。东方发生的事情对于西方读者不只是猎奇，而是分析自己国家在远东的利益是什么，政府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最有利可图。

甲午战争打响后，欧美报刊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1894年8月4日的《伦敦新闻画报》封面用整幅的版画描绘了日本战舰“吉野号”——“东亚战争一触即发”。

1894年11月24日美国《哈珀斯周刊》有一篇《亚洲战争的故事》，作者为美国海军总出纳官。他从排水量、防护装甲、火炮、时速等方面，对中日双方舰艇的性能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对比。1894年12月英国的《图片报》用一整版9张图片对中日军舰进行了比较。

甲午战争期间正在做战地报道的随军记者（《伦敦新闻画报》）

在西方眼里，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清朝展现出文明的新气象，仍是东亚的最大帝国。但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面前的不堪一击，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得西方对于摇摇欲坠的老帝国不再留有情面。

1894年8月12日的英国《每日新闻报》分析说：“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封闭与开化两股势力，西方国家自然会更亲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终战胜的机会，西方都应该放弃干涉的行动。”

对于日本主动挑起的战争，1894年8月美国《费城纪录报》报道说：“英国国际法权威、牛津大学胡兰德教授认为：虽然敌对交火开始时双方并未宣战，但‘高升号’被击沉本身就已经代表实际意义上的开战。无论‘高升号’悬挂哪国国旗，日本有权利攻击一个将要对它在战争中产生巨大威胁的军事目标。日本释放了被救的中立国船员已经履行了国际法义务，它不需要道歉和赔款。胡兰德认为那些说日本此举野蛮的主张无根据。”

美国《竞技场月刊》介绍到：“现今只有愚昧无知、顽固不化者才会臆断日本依然是一个不开化的国家。事实上……日本所展现出的优雅常常令我们这些基督徒汗颜”。

对于中日两国军队的素质，《泰晤士报》认为“我们要对比的是一支用钉耙武装起来的军队和一支拿来福枪上阵的军队，这正是当前中国国民与日本国民之间的真实反差”。

美国《哈拍斯周刊》认为“毫不过分的讲，除直隶省外，清朝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军队”。

对于战争的结果，《泰晤士报》1895年有这样的报道“我们再也不能把中国当做一个可以唤醒且极具潜能的合作对象，相反日本已经向世界证明它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关于甲午战争的媒体报道使西方看到一个俨然走上文明道路的日本和一个颓势不可挽回的旧中国，这使他们在后来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更加肆无忌惮，而对于日本来说，不仅赢得了战争，还赢得了舆论支持。

日本是如何塑造国际形象的？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这些西方报道后，他们却很难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同情。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西方舆论对于清朝和日本的态度都截然不同?为什么日本在当时能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而清朝在西方媒体前好似一个可以任意攻击的靶子?

研究发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邀请了114名随军记者参加，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西方媒体可以自由报名，派出了多名记者跟随前线日军。日本允许外国武官观战，允许国内的报刊记者、行军画师、照相师、僧侣、神官等人随军采访和工作。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甚至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

平壤会战被俘清兵接受日军医疗救护

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和文明，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和进步。当时在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这些认知与媒体的包装关系很大。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日本完全拥抱西方文明的国家价值观表示出的热烈回应。

西方媒体也对中国洋务派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相当正面，因为他们认为李鸿章看到了变革的历史潮流。李鸿章个人难挽狂澜，西方媒体表示出敬重和惋惜。他们对北洋舰队的将士们表现出敬重，但是对清朝陆军极尽嘲笑之能事。对于他们认为没有顺应历史大势的清政府和它的人民，几无同情。

1894年9月1日的美国《哈珀斯周刊》刊登文章分析说：“不管未来如何，即将到来的战争，将为我们回答一个命题：究竟是亚洲的传统理念还是西方的现代化理念能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亚洲获得成功?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认为这个小岛民族和它巨大的邻居之间的对抗不过是不起眼的小事儿而已。”

西方媒体当时反复在问一个问题：清军的将领为谁而战?清军的士兵又为谁而战?当清军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价值观时，面对扩张之心十分明确的日军，一溃千里。1894年12月的《哈珀斯周刊》上，朱利安·拉尔夫撰写了《可怜的老中国》一文：“中国并不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而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位美国的前外交官曾经糊涂地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整体，‘犹如冰川一般向敌人袭去’，实际上中国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沙袋，一拳击去，沙子四处飞溅。”

日军通过西方媒体，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副文明进步之师的形象。日本对随军记者开放战俘营、战地医院，表明他们有着国际化的医疗救助体系，并且善待俘虏。西方媒体在刊登这些图片和文字信息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身份，会标注上“由日本军方提供”、“据日本方面提供的消息，未经证实”。

日军精心在西方世界面前塑造着开化与文明的形象，却与他们在1894年11月发生的旅顺大屠杀中的作为完全矛盾，这原本可以成为清政府向国际社会揭示日军残忍面目的一个机会。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提到这一段：“日本既入旅顺，大举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即杀，妇孺不免，屠杀了四日三夜，被杀者二万余人。据说，全市免于杀戮者仅有三十六人。”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日军一场如此公然的大屠杀，为何在当时没有造成国际舆论呢?那些随军记者的声音哪里去了?

事实上，美国《纽约世界》的记者克里曼在甲午战争期间随日军第二军战地采访。旅顺屠杀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1894年11月24日，克里曼在西方媒体中率先发回通讯：“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未抗击犯军”;“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首”。

稿件于12月19日到达纽约编辑部。第二天，由《纽约世界》的社长约瑟夫·普利策亲自编排，在“旅顺大屠杀”标题下，克里曼写道：“日本为了朝鲜的解放，采取突如其来的介入进而变成野蛮的战争。事情的性质已经不是文明与野蛮间的纠葛，日本终于揭开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后四日里，征服军的足下彻底蹂躏了文明。”除了克里曼，还有《泰晤士报》记者克曼、英国《旗帜》记者威力、《黑与白》记者阿斯顿三人向他们的国家发出了令世界震惊的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对这件事情既不在国内进行报道，也没有在国际上抗争呼吁。清政府驻欧美大使也对此事保持沉默。

克里曼等四人的报道，一经刊发便引起了英美国家的震惊。可是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辩护，同时在几个西方报刊上发表所谓真相报道，并对克里曼等人进行攻击和污蔑。由于清政府自己对此事不发声，英、美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也没有追究此事。于是日军的旅顺大屠杀一事不了了之，在当时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国际舆论。（摘自《万国报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