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被海峡两岸的清华学子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是他在执掌清华17年中，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将清华带入世界一流学府行列，并打造出不朽的校格。

又是他，在台湾新竹创建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将清华精神带到海峡了另一边，培育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这样的学子。

梅贻琦，字月涵。生于天津，是南开学堂张伯苓的得意门生。1909年，考取了首批庚款赴美留学生，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学习。

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时常把节省下来的5块、10块钱，寄回家中，补贴家用。

1914年，他学成回到母校，先后担任物理教师、教务长、留学生监督等职。

1931年，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素以严谨见长的清华大学，对于校长的认同，也是颇有些严格的。

前任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五四运动”中，曾一挥而就《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喊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但因推行“党化教育”，遭到清华大学师生的集体抵制，被迫辞职。

清华师生对新校长人选的标准是：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实能发展清华；5、声望若素。

校长之位空缺一年后，清华大学终于迎来了新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生性沉静，有“寡言君子”之称，但管理学校，却又极有主张。

国学大师陈寅恪评价他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著名的民主战士朱自清，则这样评价他：“月涵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

朱自清所说的“七八年”，正是梅贻琦上任之后的七八年。这期间，清华群星闪耀，阵容豪华，集聚了陈寅恪、刘文典、潘光旦、闻一多、朱自清等一代学家。钱锺书、华罗庚，年仅28岁，即被聘为教授。这种不唯学历、资历，只唯能力的务实精神，在梅贻崎看来，再正常不过了。大师云集，正是因为认同梅贻琦精心维系的民主氛围和自由学术空间。

当别人夸他治校有方时，喜欢京戏的他幽默地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 “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话虽这样说，但执掌清华，谈何容易？政府暴虐，教授个性，学生乖张，再加之，又是“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告急！”的特殊时刻。

作为一位职业教育家，他不鼓励学生学生阶段参与政治。他认为，学校学习，主要是教会学生辨别自己的人生道路。

但他向来给予师生们发言立论的权利。闻一多先生每每拍案而起，慷慨陈词，校园里常常集会几百人，他从未干涉。

一次，清华大学部分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将宋哲元部下的数名官兵缴械扣留，军车掀翻。军警进校抓人。奇怪的是，那一夜，清华大学供电系统出现故障。军警们摸黑搜查各个宿舍，发现人去楼空，只能胡乱抓了几个人应付差事。

梅贻琦随即保释了这些受到惊吓的学生：“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人家逼着要学生宿舍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我只好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并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

但同时，他也严厉地告诫学生们：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

后来学生闹学潮游行，喊的第一句口号是，“拥护梅校长！”，第二句，才是“打倒***！”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梅贻琦从未停止过关于教育的思考和实践。

他的那句关于大学的教育箴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流传甚广。

他还在集其教育管理思想的《大学一解》一文中，提出了“通才论”：“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兴民，而为扰民。”所言，今日听来，令人汗颜。

关于教学，他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此言，仍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梅贻琦办学，向来以严格著称。他治校有“三难”，尽人皆知。但也就是这“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煅造了清华大学严谨的学风。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战火烧遍京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日寇占领，南开大学几乎被夷为平地。为保存中国大学教育的最后一线生机，三所大学决定南迁，并组建为“西南联合大学”。

梅贻琦作为主要管理者，管理西南联大。三所不同风格的大学汇聚一处，管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又适逢战乱，这应该是梅贻琦校长生涯中极为经受考验的八年。

他尊崇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允许不同观点、不同风格的教授各抒己见，共议短长。在西南联大，他的“有容乃大”的胸怀，促成了中国学术史上少有的“海纳百川”之势。

然而，令梅贻琦困扰最多的，还是物质的匮乏。为了筹措资金，他经常要冒着炮火往返于重庆昆明。有一次，竟在旅途中被耽搁了三个月。

他请梁思成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但因建材紧缺，资金有限，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平房变草棚。梁思成几易其稿，最终忍无可忍。他把设计图纸摔到梅贻琦的桌子上，怒气冲冲地说：“改！改！改！你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你要我梁思成设计什么？”

梅贻琦也非常激动，只见他喉结滑动，声音颤抖：“思成，这是国难时期。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我还给你的，行吗？”

西南联大办学8年，共有8000多名学生入学，完成学业，考试合格毕业的，有3882人。这些毕业生，后来大多都成为各领域的佼佼者。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2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4名，两弹一星元勋8名。两院院士171名。另外还有包括汪曾祺先生在内的人文大师100多位。

抗战胜利，清华大学举行回归一周年校庆，教职工纷纷向梅贻琦敬酒，他竟一连干了40多杯。

1948年，梅贻琦这位清华大学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卸任。他先是拒绝到南京政府任职，后来赴美专门管理清华庚子基金。

1955年，他在台湾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拒绝以“清华大学”命名。他心中的清华大学记忆，始终留在了北京的清华园里。

他身居高位，却一生清贫。

1962年，他因骨癌去世。所欠的医疗费及丧葬费，均为清华校友及师生捐献偿还。人们发现，他的病床下存放着一个紧锁的皮箱，打开后才发现，那是一笔清清爽爽的清华庚款账目。

梅贻琦生前选定的墓地，在一座山上，这样，他就可以在过世后，日夜守望北京清华园。山上梅树茂密，名曰“梅林”。

著名国学大师毛子水先生，平实而中肯地评价梅贻琦先生：“我尝独居深念，觉得要使我们在文化上能够和世界文明的民族并驾齐驱，唯一的方法只有努力于教育。所谓‘努力’，并不是虚张声势的宣传，亦不是自欺欺人的表面工作，乃是遵循正直的大道切切实实，一丝不苟地做去。能够这样做的教育家，半世纪来，我们国家里为数极少；而月涵先生则是这个极少数人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