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资质甚老的文明，从19世纪开始，被一众碧发褐眼的西洋人凌辱索胁，直至衣不蔽体，濒临最后一个古文明的灭绝之日。我们称之为的“近代屈辱”，这屈辱形成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是理应挨打的“落后”。

而这“落后”的后果，便是当洋人在战场上摆开琳琅满目的“火器博览”时，我们还陶醉在“冷兵器”的兵法谋略中，做着“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挥舞着我们的大刀长矛和弯弓。

中国在火器上是天生不如人的吗？自然不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历史事实，便是“四大发明”中，火药就赫然在列！热兵器的时代，门票便是我们中国人印制的，为何到了最后，我们却成了在门外茫然失措的原始人呢？

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电的利弊》的末尾，写了一句关于“火药”中外用法不同的见解:“外国人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小时候读到此处，有醍醐灌顶之感，原来中国人后来被外国人屡屡打败，是把“火药”歪用的缘故！

这就好比一个愚人捡到了聚宝盆，却只把馒头放进去，用来解决一日三餐，而他那聪明的邻人，却借来生出金银，成了巨富。从这里来看，中国人是后天太过愚蠢的缘故！

但等到书读的多了，却又知道，事实并不是如此，中国人早在宋朝，就把火药利用在了制作火器的正途上，到了明朝，更是有了专门讲解火器的书籍，譬如《武备志》《火攻挈要》此类，这些书籍中，记载的火药配方，多达七十余种，鲁迅先生的话，是有失偏颇的。

那么如果中国又为何到最后成为一个“落后者”呢？我们就从一个叫做戴梓的小人物，来做个解读。 戴梓出生在1649年，当时离明朝刚刚灭亡没几年，他是一个“崭新”的清朝人，虽然满人已经在北京号称建立了新王朝，但明朝残余的不甘心和汉人的火怒，依旧是一笔未写完的“乱世”字样。

在乱世中，儒生是百无一用的，所以为了让戴梓能顺应时代，父母没有让他读一些经学文章，而是独辟蹊径，教授他天文算术和火器制造，我们可以看出，戴的父母，是对未来抱有无限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乱世一定会如长夜，他们的儿子，要做个应时所需的能人。

可惜，清朝的统治并没有像戴的父母所掐算的那样昙花一现，这些外来人，竟然扎下了跟脚，乱世戛然而止了。戴梓的一身的旁门左道，在科举大门前，显得尴尬又可笑。让父母欣慰的是，戴梓并没有消沉下去 ，相反，他对火器燃起了浓厚的兴趣，也展现了极高的天分。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乱，乱世又席卷而来，当时二十岁的的戴梓，拿着自己改良的火铳，主动进献给了朝廷，并在平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引起了康熙的注意，平叛之后，戴梓凭借自己的旁门左道，进入了翰林院，于是在人生的功名路上，戴梓实现了弯道超车。

戴梓自感激康熙的知遇之恩，他穷尽毕生所学，替大清朝研制出一支能连射28发子弹的火器，按照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的详实记载，戴的火枪“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28发”。

近代学者，认为戴梓的火枪和近代机关枪极其类似，戴梓的这杆火枪足以让当时的清朝，在武力上冠绝世界的火器，不但没有得到康熙的再次欣赏，反而落得个销毁殆尽的下场，为何康熙的态度如此天翻地覆呢？

康熙无非是害怕这种“威力强劲”的火器技艺流落民间，对他的统治造成威胁，短视又可悲的康熙宁可用大量白银去购买洋人的火器，也不愿让火器的技艺在中国得到发展，于是在冷热兵器时代的更替关头，康熙替清王朝选择了自掘坟墓，也给中华文明选择了自废武功。

在戴梓发明出“机关枪”后的一百多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发现，清朝官兵手上拿的，还都是落后笨拙的火绳枪，在这些不堪一击的中国人面前，他们对这个古老文明发出了嘲笑，后来他们有机会看到清朝的武库时，发现里面的一些尘封火器，比清军手中的要先进太多，却不懂为何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