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与归隐是唐代文人心之中的一个永恒的情结。这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孔子一方面教导颜回要读书，这样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但同时也说，国家如果不需要你，就应该像颜回那样，简单地生活也能“不改其乐”。隐逸是文人无法实现政治理想的时候，为自己寻找的可以保持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生活状态。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士大夫阶层与集权制度相互制衡的一种方式。而在唐代，文人不仅读书的时候可以隐逸，官场失意的时候可以退避，甚至谋官求职，也可以通过隐逸来走“终南捷径”。

唐代皇帝推崇隐者，很多文人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中隐居，等皇帝来招揽，隐逸成为直通官场的一条捷径。李白就是通过这条路见到了唐玄宗，获得了官位。所以总体来说，和其他朝代相比，唐代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的选择是比较自由的。因此，隐逸这种生活方式，对唐代诗歌也就产生了更深的影响。鲁迅给唐诗分类的时候，就按照做官和隐逸，把唐诗分为庙堂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这足以说明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的切换，对文学艺术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最能体现隐逸生活对诗的影响的，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和孟浩然。我们这里就先讲讲从来没有进入官场，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孟浩然。他虽然生性淡泊，但没能入仕途，主要是因为时运不济。他说自己“苦学三十载”，但由于不善人际，所以也没有能举荐他的人。四十岁的时候，他曾经去过长安，结果没有考中。据野史记载，他落榜后曾在王维的家中见过唐玄宗，因为他的诗很有名，所以玄宗很高兴，请他说说最近写的诗，他就念了一首发牢骚的诗，其中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句，就是说因为自己没本事才会没能被皇帝重用，因为身体多病所有老朋友也都疏远了，不仅自艾自怜，似乎还含有讥讽皇帝没有知人之明的意思。结果惹得龙颜不悦，皇帝说：不是我不重用你，而是你自己不求上进。虽是野史，也侧面说明了孟浩然不谙世事，很难在官场中生存的个性。或许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这种性格，孟浩然从此回到他在襄阳城外的祖宅中隐居，一生再也没有求取过功名。

历史上还真有一个因为考试不中而发牢骚，所以断绝了仕途的文人，是宋代的柳永。因为考试不中，柳永写了一首词，说自己考不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都是浮云而已，所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如去写词好了。”因为这首词写得太好，大街小巷都在传唱，连皇帝都听过了，以至于后来他考中了，皇帝听说这个人是柳永，就把他的名字划了，还说：他要这浮云做什么呢，就填词去吧。后来柳永一生失意，常常自嘲是“奉旨填词”。

诗人没能考中做官，或许是诗人的不幸，但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孟浩然以布衣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他的生活安逸，爱好旅游，也喜欢品尝各地美食。他的日常是“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就是在溪边钓鱼，在林中唱歌。他一直生活在政治清明的天宝末年以前，良好的政治氛围，幽静的自然环境，使他清高的人格理想没有受到压抑，因此也成就了他清新旷远的诗风。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赠孟浩然》，前两句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后两句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称孟浩然为夫子，用高山仰止来赞他，可见李白有多么敬佩孟浩然的品格。

孟浩然是唐代山林诗人的典型，与东晋末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一样，做人和做诗都有强烈的隐逸倾向。另一位有着同样倾向的诗人，是王维。有人评价说孟浩然是“仕隐两失”，因为他早年能安于隐逸，但中年考试失败后，原来那份自然地心情被破坏了。而王维是“仕隐两得”，因为他始终在一种半官半隐的状态中，一方面从来没有彻底归隐过，即使是在官场失意时，也还保持着官位，而且还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他虽然做着官，却又一直有退隐的想法。他曾经两次在山中隐居，一次在终南山，一次在辋川。所以，他既有做官的俸禄，又有隐居的闲适，当然是仕隐两得了。

由于人都有习惯的行为、 动作和思维方式 ，所以诗人都有喜好的字词，在王维这里，就是“回归”的“归”字。他的诗文中，共有 138 次用到“归”。除了“归”，他还喜欢用“进入”的“入”，比如“谢病始告归，依依入桑梓”，说自己因病回家修养，既有归，也有入，体现出他对隐逸的理解和感受。从中我们能感觉到他有一种强烈的自闭倾向，好像要把自己锁起来。

他母亲信佛，所以自幼受佛教的影响，半退休之后，把僧徒的生活和隐士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开创了居士的生活方式。他写诗还经常使用关门这个意象，似乎想把一切纷扰都拒之于门外。政治上失意之后，他更是遁入空门，吃斋念佛，进入到“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终极自闭状态。

山林寺院中良好的读书环境，唐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皇帝对隐者的推崇，都让隐逸成为了在做官之外一种理想的人生选择。文人可以在做官与隐逸之间更自由地切换。这让他们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心性可以得到更好地滋养。这种品性流露到诗人的创作中，成为了唐代诗歌重要的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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