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衰亡是因为太康骄奢淫逸，商纣亡国也是贪贿所致，周厉王被国人赶走还是缘于其重用贪臣……，历史上，因贪亡国的教训数不胜数。于是，历代贤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仅举起“肃贪”大旗，而且“反腐败”的招数不断翻新……

夏朝，太康失国，兄弟五人作《五子之歌》，意在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奢贪逸。

西周时期，周公深刻总结商亡教训，要求统治者“应像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像关心自己疾病一样关心民间疾苦。”不仅如此，周公还作《周礼》，规定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

五子之歌

法家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他还说：“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他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如果任一柱子倒了，那么大厦就岌岌可危。

春秋时鲁国宰相公仪休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

反腐败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统治者谋求长治久安的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丑恶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必然要求。

《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一个铜钱，也要受到脸上刺字的刑罚，同时，还要修城服苦役。

重用廉吏，褒扬清官，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也是古代“肃贪”的一大法宝。汉昭帝、宣帝时重用名相黄霸，是因为此人以廉著称，汉朝选拔官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举孝廉”。“举孝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

举孝廉

秦汉时期，设有“公车司马”的官职，专门接待上访直诉者。

魏晋等朝设“登闻鼓”便于百姓“击鼓喊冤”。

这说明，这些朝代在“反腐败”中，特别重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大概是另类的“超级上访”，目的都是为了让贪官无处藏身。

一些开国君王不仅重视廉政教育，更深知“己身正，不令也行”的道理，十分注重以身作则，感化百官。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典型。他患有风湿病，不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地方，很长时间他却住在隋朝阴冷潮湿的旧宫殿里。他多次对太子和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唐律》规定官吏如在其辖区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

李世民

同时，太宗重用廉吏，褒扬清官。他对魏征褒奖有加，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关于直言进谏，二是廉洁。魏征死后，太宗亲写碑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魏征去世，朕亡一鉴矣”。

最后，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却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这说明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认识中，贪官污吏罪无可赦。

唐朝之后，宋朝、金，也都有不赦贪官的规定，如：

宋朝规定：“反罪罚恶从轻减，独于赃吏最重”。这就把贪赃定为不赦之罪，并将贪官与“十恶杀人者”同罪。

金朝世宗完颜雍也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

明朝是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朝代，《大明律》对惩治贪官十分严酷，包括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剥皮实草是把人皮剥下来，用草填充起来示众。明朝先后处死了15万名贪官，其中二品以上官员152人。明朝大太监刘瑾，所贪钱财可抵国库，最后被凌迟处死。“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我国封建社会死刑中最残酷的刑罚之一。

处罚贪官的严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明朝允许百姓将贪官直接越级“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诛灭全族。贵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恣意为非，贪污受贿，害民不止一端”，被百姓拿获获赴京，了解案情后，朱元璋当即命人砍去其脚趾。

朱元璋

朱元璋曾亲自编印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醒贪简要录》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反腐教材，其编写思路很吸引眼球，方法就是帮你算政治账、经济账。

清朝的反腐败斗争也是比较到位的。清朝鼓励百姓越级上告贪官，甚至可直接拦皇帝圣驾，明确规定不允许“截访”，而且严厉警告各衙门，“凡扣压平民上书者，全家族诛”。康熙帝一次南巡时，苏州一民拦路上书，陈请罢免贪官，减免当地百姓税收。康熙帝了解情况后，下令摘掉贪官的的乌纱。

从反腐倡廉角度看，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制度经验。中国古代社会的反腐败亮点也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