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信奉“盖棺定论”，但对于项英，虽牺牲70多年，却似乎仍未有“盖棺定论”。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父亲项英。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令人，由安徽省泾县云岭地区出发，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部包围和袭击。战况迁延至1月12日晚，叶挺等人在石井坑亲自组织突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叶挺赴敌处协商时被扣押。新四军全军约9000人，除2000人突围成功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

项苏云说，我父亲第一次突围出来后，听说叶挺没突围出来，他想回去救叶挺。得知叶挺已经被国民党拘留了，他又突围出去，带了一些警卫员，和周子昆—起躲到安徽云岭的蜜蜂洞，在月附了一个多月。一边了解军情，一边跟当地的地下党联系。我父亲说再重新建立起根据地打游击，天天派警卫员下去了解地下党的情况，一些警卫员下去了，在他跟前还留有警卫员，一个姓黄的，是周子昆的警卫员，另外一个叫刘厚总，这个人是军部原来的一个马夫，当时跟他们一起突围出来。他个子很高大，据说上山的时候刘厚总扶着我父亲。当时他们就反映他情绪有些波动。

我父亲和周子昆带了一点金子，说带点军费要重新建立根据地的时候，就作为费用。他们有时在外头晒太阳、捉虱子，叫刘厚总看见了，刘厚总就起了图财害命的歹意。有一天他趁着只剩下周子昆、项英、姓黄的警卫员和他四个人的时候，他就开枪先打死我父亲和周子昆，再打伤姓黄的警卫员，把金子抢走了。下山的路上，碰到有警卫员上来，就问他：怎么山上有枪响?你干嘛去?他说：首长派我有任务，大概首长在上头打狼吧。警卫员一回来，看见三个人都倒在血泊里，姓黄的警卫员没有死。刘奎和几位警卫员把周子昆和我父亲的遗体掩埋，抬着姓黄的警卫员离开。可怜父亲英雄一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听说后来刘厚总还带了国民党的队伍来找我父亲的尸体，但没找到，因为他跟国民党去报功，说他杀了项英，人家要看到尸体。他没找着。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听说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是学工程的，之前对党史并无多少研究，只是到了20世纪 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

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 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毛泽东对项英交待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

项英与叶挺、陈毅的“矛盾”

现在一直有人写文章说叶挺与父亲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父亲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叶挺儿子在回忆录里提到叶挺有时无所事事，背个相机到处走，显得很孤单。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父亲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而且中央也曾向父亲透露“叶挺是党外人士，要有所提防”之意。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问题，在我看，只能说他太忠实于党的路线了。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父亲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甚至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他还站起来又大声宣布我们的“友谊”。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毛主席起草了“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决定——“文革”前，我还在军事博物馆的展览中见过这份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到延安筹备七大时，把皖南事变的经过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仓促中形成的“项袁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也是毫无根据的。

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边区币。

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毛泽东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新中国成立后，对父亲的评价跌人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却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父亲给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父亲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

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变》的小说，把父亲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100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 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我辈子跟父亲待在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